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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幾點都是從功利角度進行的分析。功利目的之外,士與妓之間還能夠產生真正的友誼和愛情。春風得意時,“小語偷聲賀玉郎”,時乖命蹇時,“同是天涯淪落人”。士人最懂得憐香惜玉、柔情蜜意,而妓女也最能賞識玉郎才子,所謂“慧眼識英雄”,所謂“喚取紅巾翠袖,搵英雄淚”是也。
下面結合一些例項,展現一下妓女與士之間說不盡的萬種風情。
有一個“旗亭畫壁”的故事,歷來膾炙人口,被多次編為戲劇。其最早的出處是晚唐人薛用弱所著的《集異記》,原文如下: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略同。
一日,天寒微雪,三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宴。三詩人因避席偎映,擁爐火以觀焉。
俄有妙妓四輩,尋續而至,奢華豔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人歌詞之多者,則為優矣。”
俄而,一伶拊節而唱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之曰:“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云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且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渙之自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床下,奉吾為師!”
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渙之即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諸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噱?”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日。
這個故事充分說明了妓女對於文人墨客的重要性。古代沒有廣播、電視等現代化傳媒,一首優秀的詩作往往就是靠青樓妓女來傳唱流行的。上文中的“王渙之”,應作“王之渙”,他自認為詩才高於王昌齡和高適,可是三個妓女所唱的都是王昌齡和高適的詩作。王之渙胸有成竹,相信那個色藝最佳的妓女不唱則已,一唱必是自己的大作。果然天不負他,那名被他看中的“大腕”級歌星一開口便唱了他著名的《涼州詞》。王之渙那份高興,比20歲評上副教授還要得意。因為這充分證明了他的價值。而妓女那邊,聽說眼前就是作者,也喜不自勝,口稱“俗眼不識神仙”,雙方彼此傾慕之情畢現無遺。
文人的詩作由名妓一唱,就像今日的小說被著名導演搬上銀幕一樣,變得家喻戶曉,香名遠揚。而反過來,著名士人的作品又可以使妓女身價倍增,一夜走紅。白居易在《與元稹書》中得意地寫道:
……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誇曰:“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雲“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門有題僕詩者”復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眾娛樂,娛他賓,諸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裡,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僕詩者。此誠雕蟲之技,不足為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
那名妓女由於會唱白居易的《長恨歌》,就把價碼抬得老高,因為這的確是一種水平的標誌。今天的妓女能因為自己會唱幾首鄧麗君就悍然漲價嗎?
類似的故事還有不少。例如有個叫崔涯的狂放文人,最愛褒貶青樓妓女,而且由於文筆好,產生的影響十分顯著。妓女若受到他的讚譽,就會門庭若市,若受到他的譏諷,就差不多要關門停業了。他曾題詩嘲笑一個叫李端端的妓女,端端憂心如焚,在路邊拉住他苦苦哀求,請大作家一定可憐可憐。崔涯心腸一軟,又重新贈詩一首,把李端端誇得跟朵花兒似的,結果“大賈居豪,競臻其戶”,李瑞端一下子成了大明星。
士對於妓女的衰榮如此重要,難道其他人就無法比擬嗎?比如說皇帝,難道就比不上一個酸腐文人嗎?讓我們來看看宋徽宗趙佶和詞人周邦彥君臣二人競爭李師師的事例。事載宋人張端義的筆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