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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超越問題本身，從更高的層次來思量。
羅莎？帕克（Rosa Parks）（編注：美國黑人民權運動家，一九五五年因拒絕在公車上讓座給白人，而激發黑人聯合拒搭公車的大型群眾活動。）並沒有坐在公車後面幾排，向每個人抱怨自己必須坐在這裡是很不公平的；她的做法是無視於膚色，和其他人一樣，坐在她原本就坐著的地方。她不但超越了問題本身來思考，更以身作則實行了解決方案。
我也有一個夢想，希望在現世中會出現這樣有遠見的先知。我記得這輩子最常聽見的新聞，就是聚焦於中東局勢的“和平談判”。我聽過這些“和平談判”討論的內容，感覺上似乎更像“戰爭談判”或是“如果你們停止這樣做，我就不會再這樣談了。”美國總統召聚了所有中東領袖，試圖讓他們調解彼此的差異，但這些談判的焦點一直都放在“差異”之上，因此就我個人看來，他們的進展始終是微乎其微。
如果在這些“和平談判”中，領袖們聚在一起討論的是“彼此若能消弭嫌隙將會怎樣”呢？如果他們能共同建立一個集體的夢想，實現和平共處、互相體諒的目標呢？ 當這種真正的“和平談判”發生時，規則就變得很簡單了。他們不會再去談論現在怎麼樣、或是過去發生什麼事，所有的焦點都只會鎖定在：當彼此不再針鋒相對時將會怎樣。他們可能會問：“我們之間的和平，看起來、聽起來、聞起來、感覺起來是什麼樣子？當戰爭和異議對我們來說，已成為遙不可及的記憶，是必須查閱史書才能知曉的過往情景時，又會怎樣？”
沉默與怨言（6）
這些談判的焦點只會鎖定在眾人冀望的結果之上——也就是和平。就只是這樣。這些談判完全不會提到“如何”，“我們如何做到”的問題，從一開始就會被所有人禁止。一旦雙方試圖要找出如何達成和諧共存的方法，關於地理疆界、補償報酬、撤軍限武、文化與信仰差異，以及各種對立的觀點，只會將他們的注意力再度轉移回當前的議題上。而這樣的焦點，將使他們繼續陷身於這些問題的泥淖。
林肯曾經說過：“摧毀敵人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變成朋友。”要達到這種轉變的第一步，就是從內心開始做起。而我們的言語，會把我們的思想內容告訴這個世界。
快樂或悲傷，由你的言語來決定
當你正在歷經“有意識的有能”這個階段時，你如果使用了“當然會這樣！”、“難道你不知道嗎？”、“我只是運氣好！”、“我總會碰上這種事！”這些措辭也沒關係，但只能在你認為的好事發生時才用。當事情進展順利時，把這些話當成是你贊恩的讚歎之語。
我有個朋友總是說：“我是全世界最幸運的人——我遇上任何事都能迎刃而解。”他有貌美的太太和圓滿的家庭，他的事業成功，年屆三十就成為百萬富翁，身體也十分健康。你可能會說他只是運氣好，他自己也同意；但我會說，是他相信自己幸運的信念，讓他變得如此幸運。所以，何不試試對他有效的這個方法呢？當你諸事順遂時，不管是多麼雞毛蒜皮的小事，都要記得說：“當然會這樣！”
我們的言語有著強大的力量。當我們改變嘴裡說出來的話，就會開始改變自己的人生。大約一年前，我在州際公路的內側超車道上開車，我的時速要超過速限好幾裡。在我前面的是一臺轎式休旅車，時速大約比速限慢了十里。我心裡開始嘀咕起來：“如果要開得比速限慢，他難道不知道要走外側車道，讓其他人先過嗎？”幾天後，我又上了超車道，前面還是一個小心翼翼的駕駛，開車時速比速限慢了不少。我發現那名駕駛開的又是轎式休旅車，而這次我忍不住大發牢騷，認為這種做法實在太不為別人著想了。
幾天後，我載著桂兒、莉亞一起上路時，又被左側車道一個開得比速限慢的駕駛給拖慢了速度——你猜到了吧，又是一臺轎式休旅車。這次我則是向家人大聲抱怨。隨後的幾周，這種狀況一直反覆出現，每次都是轎式休旅車惹的禍。我開始注意到車上有著某些記號或貼紙的轎式休旅車駕駛，都是最惡劣的違規者。這些人成了我的眼中釘，我會向認識的每個人提及此事。我覺得這很有趣，只是一種巧妙的觀察結論，但我也的確注意到，這種事發生的頻率愈來愈高了。最後，我開始明白，是我自己判定“轎式休旅車的駕駛，都是沒禮貌又妨礙交通”的。因為我相信，所以這種事就落到我頭上，而且幾乎每次開車時都屢試不爽。
我想找另一種方法重新詮釋這項觀察，於是想到了美式賽車（NASCAR）。在美式賽車的賽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