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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我們”如何能夠那麼做？道金斯沒說，但我覺得，模因視角實際上恰恰開啟了我們滿足他的宣稱所需要的前景。這需要不少步驟。首先是：我們能夠認識到，對模因——無論好的、壞的還是中性的——的使用，確實有著為人類開啟一個原本關閉著的想象世界的效果。鮭魚為產卵逆流而上時，或許有著千百種計謀，但她完全不能盤算放棄其繁殖計劃的前景，並決定轉而將其時光消磨在研究海岸地理學或嘗試學習葡萄牙語上。
依我看，這一華麗新立場的建立，是真靈長類革命最驚人的產物。所有其他生物被進化設計為以繁殖成功這一至善為基準去估價所有選項，而我們則能夠像變色龍變換顏色那樣隨時在千百種追求目標中輕易變換。鳥類和魚類甚至其他哺乳動物，對狂熱是完全免疫的，狂熱是單單折磨著我們物種的文化傳染病，但諷刺的是，文化是透過把我們變得對目標和意義以其他動物從未有過的方式更加頭腦開放，而讓我們對此類病症易感的（susceptible）。
當一個主體或意向系統（考慮全部因素後）就哪條行動路線最佳做出一個決定時，我們需要知道這一最優性判斷是從誰的視角出發做出的。至少在西方世界，特別是在經濟學家中，一個差不多是預設的假定是，將主體當做一種點狀的笛卡爾式福利所在地。我在裡面能獲得什麼？理性的自我利益。但是假如在自我角色中必須有某些東西——某些為我們所考察的決策制定者明確“何人受益？”這個問題之答案的東西——那就沒必要像通常那樣做上述預設處理。一個作為終極受益者的自我，在原則上可以是高度分散的。比如，我可以在意他人或在意一個較大社會結構。並沒什麼東西將我限定為一個“我”而不是與之對照的一個“我們”。（如果你把自己變得足夠小，你可以外部化幾乎任何東西。）
一種傳統做法是將此稱為“無私”的在意，但它帶來的問題比它解決的更多：對“真正”無私性的探究是個註定會失敗的任務。註定失敗不是因為我們不是天使（我們不是天使，但問題不在於此），而是因為真正無私性的定義標準，如我們將會看到的，是系統性的不可捉摸的。最好想想人類審視自己的至善作為擴充套件自我範圍的可能性的能力。我仍可將追求自身利益（NumberOne）作為自己的任務，而同時不僅將自己的身體，也將我的家庭、芝加哥公牛隊、樂施會（Oxfam）應有盡有，包括在自身利益之中。
這裡有一個以這種方式看待自我的好理由：假設我是一個主體，處於討價還價情境中，或面臨囚徒困境問題，或面對一個脅迫性要求，或面對敲詐企圖。即便我在保護的“自我”不是我那個自我，即便我不是正試圖保護譬如說我的面板，我的問題也並未因此得到解決，也未縮小，甚至沒有被顯著調整。一個知道我在意什麼的敲詐者或捐助者，能夠創設一種情境，在對我重要的事情上擊中我，無論對我重要的是什麼。
我們已到達交響音樂廳的門口，但還有許多地方需要探索。我們必須看看文化進化——有時受制於生物進化——如何得以產生那些構成了我們的概念大氣層、我們所呼吸的空氣的社會條件，在其中我們的行為舉止表現出我們懷有這樣的信念：我們在具有道德重要性的意義上經常是自由的，可以去做我們決定的任何事情。
第22節，達爾文主義解釋的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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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爾文主義解釋的多樣性
倫理觀念，政治、宗教、科學觀念——所有這些觀念和將其具體化的制度，在生物學時間上是非常晚近才出現的，也並無神奇之處。文化並非只是像一群空降細菌那樣，在某一天降臨到一隊人科動物頭上。要理解經文化傳播的觀念如何擴張了我們的自我，我們必須看看這些祖先主體必定活動於其中的那個環境結構。當我們這麼做時我們會看到，各種很大程度上未經探索的達爾文主義假說，將在我們對這段歷史的考察中得到檢驗，正是這段歷史創造了我們的文化遺產及其各種組成部分的存在理由。
當文化環境改變時，一種經文化傳播的習慣可以在一夜間蒸發，而這可能會透過選擇性環境傳回餘波，因而存在一個強有力的反饋迴路去加速進化，而且經常是在我們會感到遺憾的方向上。沃爾特迪斯尼的卡通片《小鹿斑比》（Bambi）發表於1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