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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扮演的角色。我的斷言毋寧是，我們可以採用這樣一個視角，由此，包括傳統斷言在內的各種不同經驗性斷言可以得到對比，並且它們的證據可以在不對這些問題做預先判斷的中立背景中被考慮。_米_花_書_庫_ ；www。7mihua。com
乍看上去，這一文化景象可能看起來更加不祥而非充滿希望。如果這是一種自由，那它看來真是陌生的一種，而且無論從哪方面看，都不如鳥兒隨心所欲飛翔的自由——對此它們即便充滿喜悅也是懵然無知的——更為可意。在與吸蟲的類比中，我們將模因當做為其自身複製利益而霸佔了有機體的寄生蟲來考慮，但我們應記住，這樣的搭便車者或共生者可以被歸入三個基本類別：寄生物（parasites），其出現降低了宿主的適應性；共棲物（mensals），其出現是中性的（然而，詞源學提醒我們，它們“共享一張餐桌”）；互惠共生物（mutualists），其出現同時提高了宿主和客體的適應性。
因為這些型別排列構成一個連續譜（continuum），它們之間的邊界無須過於精細地劃定；利益恰在何處降至零或轉為傷害，不是某種能以任何可行測試而被直接度量的東西，儘管我們可以在模型中探索這些轉折點的後果。我們也理應期待模因出現在所有三種型別中。有些模因肯定提高了我們的適應性，讓我們更可能擁有大量後代（比如衛生保健、孩童照顧和食物準備方法）；其他一些是中性的——但就其他更重要的方面而言，或許對我們是有好處的（例如文學、音樂和藝術）；而有些模因對我們的遺傳適應性肯定是惡性的，但即便它們或許也在另一些我們在乎的方面是對我們有好處的（生育控制技術是個明顯例子）。
毋庸贅言，得以持續存在的模因，將是自身作為複製子的適應性更高的那些，無論它們對我們的適應性有何影響，或在任何意義上對我們的福利有何作用。所以，假定對文化特性的自然選擇總是“有原因的”——總是因為它帶給宿主的被感知到的（或即便是錯誤感知到的）利益——是錯誤的。我們總是可以問，作為宿主和載體（vectors）的人類主體，是否感知到某些利益並（因此而）對上述文化單元的儲存和複製提供幫助，但我們必須準備好迎接否定的答案。換句話說，我們必須考慮下列假說的現實可能性：儘管人類宿主無論作為個體還是群體，對某些文化單元毫無知覺，或漠不關心，或甚至堅決反對，它們卻仍能利用這些宿主作為傳播載體。正如喬治威廉姆斯（GeorgeWilliams）曾說過的，
在一個社會中，模因可能確實提升了其攜帶者的幸福和適應性，或者可能沒有。如果它能以高於其攜帶者繁殖的速率橫向傳遞，那麼攜帶者的適應性很大程度上變得無關了。吸菸習性的發展留下了一長串屍體，和被螺旋菌的克隆體感染致死的一樣。（威廉姆斯，1988，p。438）
關於模因還有許多有待回答的問題，以及許多異議。模因視角能被轉變為一門名副其實的模因學嗎？或者“只是”一個生動的想象力擴充套件器，一個哲學家的工具或玩具，一個無法直白表達的隱喻？現在下結論還為時過早。多數被提出來反對模因科學的論點，都是受誤導的和基於錯誤資訊的，而且它們透露出一股顯著的不真誠和絕望氣息。當這些論點被那些顯然未能理解它們的人重複時，這一點尤為明顯，因為他們忠實而缺乏領會地複製了那些小錯誤，這些錯誤不知何故進入了生殖線！
第21節，
我喜歡的壞論點，是宣稱文化進化是“拉馬克式的（Lamarckian）”，所以不可能是“達爾文式的”，這是個有著若干欠考慮變型的唸咒，其中沒有一個是站得住腳的（簡單說，拉馬克主義是認為獲得性性狀可以經遺傳傳遞的異端，可是誰的獲得性性狀——是模因的還是其宿主的？宿主始終在將獲得的寄生物傳遞給它們後代——這裡沒有拉馬克主義異端，而且因為模因沒有遺傳線和身體線之分，模因的突變和獲得性性狀之間不存在清晰區別。如果這些就是“文化進化是拉馬克式的”的意思，那麼這無礙於模因學，如果那是別的意思，那麼其確切意思還有待澄清。）。但這聽上去很有道理，不是嗎？它聽上去像個老練的異議，必定會真正打中那些討厭的超級達爾文主義者的要害。（讓那烏鴉閉嘴！）目前的前沿研究可能正在將模因學發展為一門有實際價值的新學科，並證明那些批評是錯誤的。（吃掉那隻烏鴉！）也可能他們不會。仍有一些嚴重的障礙和異議需要對付。（參見章末對進一步閱讀的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