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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懷特狡猾地指出，甚至理性的精神變態者也會有一個內部正當性認定，支援懲罰精神變態者的法律，因為這些法律會保護他免受其他變態者傷害，並承認他盡最大可能追求自己利益的自由。
無論這樣一個儀式性的正當性認定是否真正實行，我們都可以想象其場景。假設你是罪犯。相當於國家對你說：“你犯罪了。真倒黴，但為了國家好，你因此而被要求接受懲罰。”然後你聽到指控、證據和判決。讓我們假設，你被控罪名成立。（體制的制衡機制將對國家保持壓力，令其妥善處理案件，而你被鼓勵利用這一前提進行辯護。）但現在的問題是，你是否能夠對你做出的行為負責。
第3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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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將此表述為“你本可以不這麼做嗎？”這個問題，但我們不會接著從形而上學家或量子物理學家那裡去尋求證言。我們會尋求有關你的資質的特殊證據，或為你開脫的具體情節。特別地，考慮一種援引在你控制之外的因素——比如在你出生前很久便已存在的因素——的辯護。只有在你不可能對其知情的情況下，這些因素才是相關的。如果你瞭解或應該瞭解你蓋房子那塊土地一百年前就已被工廠廢棄物汙染了，你就不能援引它作為一個在你控制之外的因素。但你能夠了解嗎？（“應該”意味著“能夠”。）
當我們擁有越來越強大的能力，去獲取在我們的行動中起了因果作用的因素的相關知識，我們就對不瞭解外部（例如被汙染的土地）和內部（例如眾所周知的人對賺快錢的痴迷——你應該對它做點什麼！）相關因素負有越來越多的責任。一個在舊時代過得了關的“我不可能不這麼做”的辯護，如今已不再被接受。按社會主流態度，你有義務在所有你希望行使一些責任能力的事情上跟上最新的實用知識。
國家請求你默許對你的懲罰，而你當然可能不默許，但如果國家做得沒錯，你就應該默許。即，國家可以給你一個它能理直氣壯加以辯護的理由。如果你不接受它，那是你的問題。如果有大量民眾不接受它，那是國家的問題，他們可能把門檻設得太低了，或以某種其他方式沒有妥善制定法律。
我們該如何處理不理想的現實世界中那些處於模糊地帶的案例呢？這些案例中人們無法接受懲罰，或者更糟糕，他們的預設只是洗腦或威壓的結果。一個缺乏預設他們所受懲罰所需資質的被懲罰罪犯的非空集合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並非不可避免地會很大。實際上，商定門檻的系統有個很好的屬性，它能隨時間而調整，以最小化這個被錯誤歸類者集合。
當我們發現錯誤的判決，我們把它們當做修訂我們政策的依據，而當我們發現那些低於目前得到捍衛的自我控制門檻的個體類別，我們則面臨著一個與是否要調整駕駛執照規則同樣的政治問題。如果新技術（手術或藥物或治療或假體性裝置或教育體系或警告燈或）能有效調節那些不足者的能力，那我們面臨的便是一個好處是否超出傷害的成本收益權衡問題。
戀童癖能不那麼做嗎？有些能而有些不能，我們應當考慮採取那些能把更多後一類人轉入前一類的措施。那些能不那麼做的，是那些一旦犯錯會堅持他們受懲罰權利的人。而當他們如此宣稱時，我們不應預先判斷其做此宣稱的能力——儘管這會成為庭審中的一個議題。但任何一個過錯的出現本身，會不會說明他們不能不這麼做——至少在這種特定情形下不能？
第35節，
不。這不正當地退回到了對“能夠”一詞的狹窄理解。我們是用該詞的寬闊理解來錨定我們的實踐並要求這樣的個體負責任的。在［與寬闊理解］相應的意義上，他們能夠不這麼做。（回想一下第三章裡這一現象更瑣碎的版本：未能下出王車易位的那個象棋程式，完全能夠在所有棋局中下出王車易位——儘管它身處一個決定論世界因而在完全相同的情況下將總是不會下出王車易位。）
但是，在已知幾乎肯定存在一些確實會再犯的慣犯的情況下，採納上述政策是不是過於冒險？或許是，但這是一個有關我們準備忍受生活裡有多少風險的政治問題，而不是一個有關戀童癖究竟是否擁有某種形而上學意義上的自由意志的哲學問題，甚或一個有關戀童癖為何會那麼做的科學問題。Ф米Ф花Ф書Ф庫Ф ；http：//www。7mihua。com
隨著我們對容易導致戀童癖的相關條件——神經化學的、社會的、遺傳的——（以及這些條件之可避免性的變化著的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