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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還不夠。真相可以造成傷害，特別是如果人們誤解它時，認為真相是任何主張之充分辯護的學者，或許未曾仔細考慮各種可能性。有時候，一個人的真確陳述被誤解（或其他誤用）的可能性，和這種誤解傳播的可預見傷害，將是如此巨大，他最好閉上嘴。
我以前的一位學生寶琳娜艾桑格（PaulinaEssunger）構思了一個生動例子，將話題從哲學幻想之地帶到了冷酷現實中。她曾從事艾滋病研究，很清楚該領域面臨的危險因素，所以我把她的例子稱作“寶琳娜的險境（PerilofPaulina）”：
比方說，我“發現”，理想境況下（病人完全遵守醫囑，完全沒有諸如噁心等抑制藥物作用的情況發生，完全沒有外源病毒品系的汙染，等等），實施一套四年治療方案後，艾滋病毒可以從一個被感染個體身上被根除。在這一點上我可能是錯的。我可能錯的很簡單很直接。比如我算錯了什麼東西，誤讀了某個資料，誤診了某位患者，或者也許外推得太遠了。
因為它們的潛在社會影響，我也可能恰恰錯在把結果出版了，
即便它們本身是對的。（此外，媒體可能在傳達故事時犯錯，可能在他們如何傳達故事上犯錯。但他們所負的某些責任看來會回落到我身上。尤其是如果我用了“根除”一詞，那在談論病毒的語境中常指從地球表面清除病毒，而不“只是”從一個被感染個體身上清除它。）
比如，一種非理性的沾沾自喜可能會在（好比）男同性戀者中傳播開：“艾滋病現在可以治癒了，我不必再為它擔心了。”由於這種沾沾自喜，這一人群中無保護高風險性行為帶來的意外可能會再次上升。而且，治療處方的廣泛流傳，可能會因為週期性出現的病人不遵醫囑，而導致抗藥性病毒在受感染人群中的驚人擴散。（艾桑格，私人通訊）
最壞情況下，你可能治癒了一例艾滋病，知道你治癒過一例艾滋病，但無法找到一種方法，能夠負責任地將這項知識公開。忿忿於高風險社群的沾沾自喜或魯莽，或責備搖擺不定的病人中途放棄治療，都毫無益處——這些是你的出版行動的社會影響的可預見的自然（雖然可悲）後果。
第13節，
你當然應該想方設法阻止這些對你的發現的濫用，並制訂計劃以實施任何你能採取的安全措施，但或許，在最壞情況下，你的發現的可見好處，卻根本無法實現：你就是無法將它從這兒帶到那兒。這不僅是個嚴重悖論，更是個悲劇。（她假設中的情況從某些方面看顯然已經成真：對即將來臨的療法的樂觀，已經在西方世界高危人群的性活動中導致了危險的鬆懈態度。）
所以，原則上是有這種可能性，但是，當我試圖釋出一個自由意志問題的自然主義“療法”時，是否可能遭遇這種系統性的挫折來源呢？實際上，有少量這種來源，而且它們確實是破壞性的。存在各種公共利益衛士，他們——帶著最良好的意圖——想要讓那烏鴉閉嘴！他們準備好採取任何可能的措施，趕在某些嚴重傷害產生之前，去勸阻、壓制或弄臭那些被其視為正在打破魔咒（breakingthespell）的人。
他們已執著於此多年，而當他們的運動變得俗套起來，當他們的簡單謬論已被其科學同僚一次次揭露，這場運動中的殘渣餘孽卻仍繼續在汙染著討論空氣，扭曲一般公眾在此主題上的理解。比如，生物學家理查德列萬廷（RichardLewontin）、萊昂卡明（LeonKamin）和斯蒂文羅斯（StevenRose）曾說，他們覺得自己就像
一支消防隊，不斷在半夜被叫出去撲滅最新的火災，總是在應對燃眉之急，但從未悠閒從容的擬定真正的建築物防火計劃。這次是智商和種族，下次是犯罪基因，接著是女人的生物學次等性，然後是人性的遺傳不變性。所有這些決定論大火都需要趕在整個學術界都化為灰燼之前用理性冷水去澆滅。（列萬廷等，1984，p。265）
沒人說過一支消防隊一定會公平的戰鬥，而這支消防隊向被其視為縱火犯的人扔了比理性冷水多得多的東西。他們並不孤單。從政治光譜的另一極，宗教右翼也已嫻熟掌握了漫諷（caricature）手法的辯駁藝術，並抓住每個機會猛撲上去，用聳人聽聞的過度簡化代替對進化事實的慎重清晰表達，如此他們便可對之加以呵斥，並警告世人小心。
我同意來自左右兩邊的批評：被他們當做攻擊靶子的人中，確有人曾做出過一些不幸的誇大其辭和過度簡化，我也同意：這種責任疏失確可能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