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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Dawkins）和我。沃爾夫覺得自己看到了不祥之兆：~米~花~書~庫~ ；http：//www。7mihua。com
因為意識和思想完全是你的大腦和神經系統的物理產物——又因為你的大腦在出生時已完全銘刻（imprinted）好了——是什麼讓你覺得你擁有自由意志？它是從哪兒來的？（沃爾夫，2000，p。97）
對此我有個答案。沃爾夫恰恰錯了。別的不說，你的大腦並非“在出生時已完全銘刻好了”，這還只是對自然主義的廣泛抵制背後的最次要誤解。自然主義不是自由意志的敵人，它為自由意志提供了一種肯定性解釋，它對該議題的混亂局面把握的更好，實際上，好於那些試圖用一套“晦澀而驚慌失措的形而上學”（彼得斯特勞森的精闢短語）來保護自由意志遠離科學之爪的觀點。
在我1984年的《活動餘地：值得渴望的種種自由意志》一書中，我展示了一個解釋版本。但我發現，人們甚至常懷疑我的意思是否可能就是我說的那樣。他們（包括湯姆沃爾夫）都深信，從物質主義裡當然不可能為自由意志找到空間，對此，沃爾夫至少有時還會帶著譏諷地表達他的愉快興致，（“我喜歡跟這些人交談——他們表達了一種毫不妥協的決定論”），其他人則不會。比如，布萊恩艾波雅（BrianAppleyard）就數次寫書警告世人，但根據另一位危言聳聽者萊昂卡斯（LeonKass）的說法，他自己已經不起誘惑而墮落了：
艾波雅（非常恰當的）討厭基因中心主義（genocentrist）的含義，想象並表達了它或許會被發現是錯誤的希望，無論如何他都會堅持，那必須被抵制。但他自己並未在哲學上武裝起來從而能說明它錯在哪裡。更糟糕的是，他看起來是這種想法的不自覺受害者，被最極端還原論的（reductionist）、最浮誇的生物學先知的誇張宣言所迷惑，這群先知包括：弗蘭西斯克裡克，理查德道金斯，丹尼爾丹內特，詹姆斯沃森（JamesWatson），和愛德華威爾遜。（卡斯，1998，p。8）
決定論、基因中心主義（genocentrism）、還原論（reductionism）——小心這些浮誇先知，他們即將顛覆值得珍愛的一切！如此頻繁的面對這些非難（和我們將會看到的曲解），我已認識到需要某種自辯（apologia）。我如此起勁的散佈這些觀念，是在做什麼不負責任的事情嗎？
在他們的傳統象牙塔裡，學者通常不太憂慮他們對其工作的社會影響所負責任。比如，雖然關於文字和言辭誹謗的法律並未豁免我們任何人，但我們中多數——包括多數領域的科學家——通常不會主張，與文字和言辭誹謗無關的思考，可能給他人帶來即便是間接的傷害。為文學評論家、哲學家、數學家、歷史學家和宇宙學家提供職業過失保險顯然是個荒謬想法，這一荒謬性也是對上述事實的一個方便檢驗。
第12節，
一位數學家或文學評論家在履行其專業職責時，到底能做什麼，才會需要職業過失保險的安全保護傘？她可能在走廊上不小心絆倒一個學生，或把一本書掉在某人頭上，但一般會認為，除了這些特殊副產品之外，我們的典型活動是無害的。但在那些涉及利益更重大——也更直接——的領域一直有著保持格外小心、併為確保不出現傷害後果而承擔特定責任的長久傳統（就像在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Oath）中明確承諾的那樣）。
工程師們瞭解，他所設計的橋樑可能涉及數千人的安危，他們在特定約束下進行目的明確的操作，以便確定，根據現有知識，他們的設計是安全而可靠的。當我們學者有志於對“現實”（相對於“學術”）世界擁有更大的影響時，我們需要採納那些更具應用性學科的態度和習慣。我們需要讓自己對所說的話負責，認識到若我們的話被相信，可能會產生或好或壞的深遠影響。｜米｜花｜書｜庫｜ ；www。7mihua。com
不止如此。我們需要認識到，我們的話可能被誤解，而我們在某種程度上對自己所說的話容易被誤解負有責任，正如對這些話的“適當”效果負責一樣。原則並不陌生：工程師設計了一個若被誤用就有潛在危險的產品，他就對誤用的效果和對恰當使用的效果同樣負有責任，因而必須採取任何必要措施以避免外行對產品的危險誤用。
儘可能述說我們所能蒐羅到的真相，是我們的首要責任，但只有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