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龍變局:資本和輿論的搏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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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這方面，網路沸騰的輿論聲中，我們可以想象到，絕大多數發言者都是懷著非常樸素的正義感來發表言論的；但我們也要看到，這種民意以樸素的一己之好惡，隨著新聞的熱炒、事件的升溫，漸漸也蒸騰至沸點，往往會灼傷社會的真實性和公平性。

所以，要提倡的是理性民意，而要撇除趨眾性的“非理性民意”。

當“郎顧之爭”進行到縱深的時候，網路輿論不可謂不盛，但這種一邊倒的情境卻並不見得會對事情本身有所助益，反而可能由於任意發洩對社會現實的不滿，妨礙了社會評價的公正。

顧雛軍向郎鹹平提出了訴訟後，郎顧公案成了網路論壇最熱的焦點之一。網路輿論呈一邊倒的勢頭，頻頻有報刊評論搬出據“新浪網的民意調查表明，郎鹹平的支援率高達近90％”來作引證。

筆者當時正在某地調研，在一線市場的摸爬滾打中，公司只要有任何一點點的風吹草動，競爭對手都會拿來無限的放大，危言聳聽，以達到打垮科龍、搶佔市場的目的。就如郎顧之爭這樣的事，經常聽到經銷商或競爭對手的業務員說你們科龍的老闆怎樣怎樣，科龍也怎樣怎樣。這種不瞭解事實真相、卻愛大嚼舌頭根子的風氣，令人非常反感。轉念一想，網上的輿論不也一樣嗎？網路輿論只不過是把現實中的言談搬到網上而已！在不明真相之前，誰都可以上網發個帖子議論一下，至於責任卻不必擔當。當時，出於對科龍的熱愛，也出於對非理性“民意”的擔憂，筆者選擇了該地覆蓋面最廣的某都市報，連續發表短評，評析對郎顧公案中非理性“民意”的擔憂。

第一篇《非理性“民意”不能說明什麼》，發表在8月26日：

非理性“民意”不能說明什麼

學者郎鹹平的質疑，一時間引發輿論譁然，被涉及的名企成了眾矢之的，一些評論者以“新浪網的民意調查表明，郎鹹平的支援率高達近90％”來佐證民心向背。

可惜，這樣的“民意”並不能說明什麼，相反，它恰恰證明了我國政府大力推行“以法治國”的道路上，無時無刻潛在著的一股洶湧暗流，這種暗流就是非理性“民意”。“民意”加了引號，意思有二：一是這種“民意”的盲目衝動性，完全有悖於“法治”的理性；二是這種“民意”極可能是某有輿論話語權的機構，引滿腔熱情的群眾入轂以達到某種目的的產物。

就這一事件而言，被郎點名的這些企業由於關係重大，還不曾全面作出反應。只有格林柯爾董事長顧雛軍作出了強烈反應——起訴的決定。格林柯爾被總結的“安營紮寨、乘虛而入……”七宗罪，怎麼看都不像一個嚴謹、充滿實證理性的經濟學家的口吻，倒給人一種格林柯爾是盜賊的印象，引起官司也在意料之中。郎的言辭也處處激發觀眾的共鳴，比如稱格林柯爾的律師函在威脅他，雖然這僅僅是個人臆想。在這種情形下，郎已經成為一個符號，一個被人們廣泛認同的正義的符號，引領輿論走勢。

在“民意”這一方，郎完全佔了上風。然而，在法治的另一方，事件還只是個開始，畢竟，遭受起訴的郎教授要證實自己的言行確鑿，沒有言過其實。既然事件未完結，一切有待於司法取證以得出公正判決，就提供給我們兩種可能。在這樣的前提下，“民意”真的不能說明什麼！

緊接著，針對報紙上出現的商榷文章，筆者又寫了一篇《“郎顧公案”呼喚理性民意》，發表在8月31日的該報上，以為回應：

呼喚理性民意（2）

“郎顧公案”呼喚理性民意

貴報8月29日時評版刊登的某先生《法治社會需要民意》一文，對筆者刊登於8月25日時評版的文章《非理性“民意”不能說明什麼》進行了“駁斥”。筆者覺得有必要再闡述一二。

某先生籠統地將筆者意思臆斷為“法治是少數專業人士的事，多數人的意見是盲目的”。只是籠統的推斷，曲解原意，這種非此即彼的推敲法往往是經不住推敲的，與筆者原文也並不在一個層面上。筆者並無意把“少數專業人士”與“多數人的意見”割裂開來，否定法治社會中民意的重要性。將民意一詞加上引號是特指那些非建設性、非理性的宣洩，以與理性民意相區分。筆者針對的是非理性“民意”。

說到此，先來感受一下何為真正的民意。去年的孫志剛事件後，許志永等3位法學博士以公民的身份，就《收容遣送辦法》的違憲性向全國人大常委會遞交了一份建議書，從而使收容遣送辦法被廢止；古先生所言英美法系國家的陪審團制度也是理性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