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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困中掙扎的旅伴，除了給他一點精神上的安慰而外，有什麼法子可想呢？記得那時他們常對我父親說：
“秀公，等著吧，等老大老二年歲大了，您就用不著發愁了。”
有一次，營中出了一個缺額，外人還不知道，管帶苗大人就說：
“這回補馮大老爺的兒子。”
旁邊人就問：
“馮大老爺的兒子叫什麼名字？”
這一問，苗大人也怔住了。接著那人就說：
“讓我問問去。”
這時苗大人生怕他去一問，耽擱了時間，缺額又被旁人搶去，所以他隨即說：
“我知道，用不著問。”於是他就隨手寫了“馮玉祥”三個字。
本來我們的名字是按照族中“基”字的排行取的，家兄叫基道，我叫基善。這次補兵，因為苗大人隨便這一寫，以後我就沿用下去，沒有更換本名。這就是我的名字的來由。我補兵的這年，是光緒十八年，西曆一###二年，我才十一歲。
補上兵之後，我並沒有隨營操練。除了發餉時到營中應名領餉外，其餘時間我仍在家中過活。這在保定府，叫做“恩餉”。
第二年，我改入一位馬先生的學塾裡繼續讀了一年書。馬先生只有三十多歲，年輕性躁，每天用板子責打學生。我所得的益處依然很少。因為那種嚴厲暴躁以及糊里糊塗讀死書的辦法，一點也不能引起我的興趣。不過我要特別申說的，就是縱使是那樣的學塾教育，但居然也有我的份兒，我已經覺得萬分欣幸了；上學讀書，原是有錢人家子弟的專利呀。
到了年底，由於環境的逼迫，我不得不結束了學塾生活。合計我正式上學的日子，一共只有一年零三個月。一生永不再來的童年教育時期，便這樣匆促地告終。然而這段生活，我卻永遠不能忘記。
十二歲這年，我就到營中拿槍，練習打靶。那時我的身體異常發達，身高足有四尺七八，我記得有一次同一個三十多歲的同伴相比，我還高他一寸多。這年春夏之交，保定府突然發生了空前的瘟疫，傳染迅速，死亡極多，後來越是蔓延，越是厲害。不記得是誰異想天開，出了個主意，要調軍隊進城，轟打瘟神。那天絕早的時候，我們的軍隊就奉命進城。我們都穿著滿身雲頭的軍衣，興高采烈地去執行這個奇怪的任務。進了城，隊伍分做若干排，每排十人，每走過一條衚衕口，就砰砰地一排槍，從早到晚打了一整天，打得滿城都是火藥氣。那時我就有忿恨外國人的心理，總覺得他們欺壓我們，不是好東西。我這種排外心理的出發點，當然只是一種幼稚簡單的民族感情。這一天我們走到北門，路東恰巧有一座外人傳教的福音堂。我看見了不由得十分厭惡，就托起槍來，瞄準福音堂的上半部，砰砰打了兩槍，我看見門匾上立時黑了一大塊，心裡覺得很痛快，背起槍來，回頭就走。從這種幼稚的行為上，很可以想見當時一般民眾的情緒。
晚清的時候，有兩次意義影響都極重大的對外戰爭：一是鴉片之戰，一是甲午之戰。前者是帝國主義勢力侵入中國的第一炮，並且加速了太平天國革命的爆發；後者完全暴露了滿清政府的懦弱與無能，使人民對它根本失去信任。戊戌政變和辛亥革命諸役，可以說大部分都由此釀成。
保定府在滿清時代是京畿重地；自從英法聯軍攻入北京以後，軍事上的地位益形重要。朝鮮事變甫起時，五營練軍即接到加緊操練的命令。這時保定府就有很多的謠言在流行著。一會兒說皇上不願打，一會兒又說李鴻章不肯對日本開戰。一般軍民對於日本，更有許多懵懂愚昧的估量，簡直荒謬可笑。一###四年七月一日，清廷終於下令正式和日本宣戰，練軍前後兩營即奉令調開大沽口警備。命令剛到，官長尚秘而不宣，到了下午，方始集合目兵講話，宣佈了開赴大沽口警備的命令，囑咐大家準備一切，決定第二天早晨開拔。命令一宣佈，不啻晴天一個霹靂。同伴弟兄們平素過慣了自在安閒的生活，不要說對國外作戰，就是連鄉門都還未出過，驟然間聽說要向大沽口開拔，抵禦日本兵，大家立時駭得失神失色，十分恐慌。整個的下午，營中就同煮開了的水鍋一般，七嘴八舌，嘈雜不休。有的三三兩兩聚在房裡，指手畫腳地瞎猜胡說。有的聚在空地上交頭接耳，來回地走著閒談。有的躲在牆角里唉聲嘆氣，有的坐在板凳上噘嘴咋舌，種種奇形怪狀，不一而足，好像在演著一幕滑稽劇，叫人看了又是好笑又是好氣。家庭方面，聽說隊伍即要開拔，都紛紛到營中探詢，一探聽，果然屬實，回去的時候，也有拭眼淚的，也有垂頭喪氣的。還有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