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大師說燕京文化:消逝的燕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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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親歷了兩次轟炸倫敦，隨美4軍挺進萊茵河，還是攻克柏林後首批進城採訪的戰地記者。後來一位同樣是戰地記者併為此落下一身傷痛的唐師曾談到這位前輩時這樣寫道：“蕭乾屬於天底下為數不多的最勇敢的男人。這裡講的勇敢具有兩層含義：一是明知有危險而臨危不懼；二是內心自由不受金錢、權力等物慾的驅使。”　還“曾經有個臺灣人，曾把蕭乾和恩尼派爾作比較。恩尼派爾是曾經報道過二戰的美國記者，蕭乾則是報道過二戰西歐戰場的唯一一箇中國記者。”（文潔若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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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是蕭乾人生的十字關口，他“需要做出決定自己以及一家人命運的選擇”。當時劍橋大學正要成立中文系，系主任以學校的名義打算邀請蕭乾到那裡去任教，這次跟1939年那次有點不同，大學不但負擔全家旅費，還答應給蕭乾終身職位。這個邀請遭到拒絕之後，那位怕爬樓梯的老教授氣喘吁吁地去了蕭乾當時在香港的寓所，對他說：“知識分子同共產黨的蜜月長不了，長不了。”　這一次，蕭乾又一次接受楊剛的建議，選擇回到北平，同時，在他內心裡，也不願意離家去國去當“寓公”。當時很多在香港的朋友勸他：上策是接下劍橋的聘書，中策是呆在香港，靜觀其變。

蕭乾對於自己的選擇也並非沒有疑慮。1949年之前，蕭乾因為一篇“稱公稱老”的社論開罪了郭沫若，在共和國即將成立之前的1948年，蕭乾被郭沫若在一篇文章中斥為“黑色的鴉片”。在蕭乾做出回到北平這個選擇的時候，蕭乾“已經預感到了他（指郭，筆者注）在文藝界泰斗的地位”，“錢鍾書說他盛年時過於鋒芒畢露指的就是他跟郭沫若這段事情。”（文潔若口述）

在他離開香港來北京之前，蕭乾斷絕了一切海外關係，在他的回憶錄中，蕭乾把自己這種謹小慎微稱之為“服水土”。但既然是“服水土”，就會有一個“不服”的過程。一個簡單的例子就是1950年，蕭乾接到通知，要他參加一個訪英代表團出訪英國。但是在出發的頭天晚上蕭乾接到電話，被告知代表團照樣走，而他則“不要去了”。第二天，蕭乾再一次接到電話，明確地被告知“還是在國內走走吧。”

“錢鍾書說他不懂得保護自己，則是指他在1957年寫了《放心·容忍·人事工作》，結果被打成右派，受盡折磨不說，在二十多年的時間裡不能再拿起筆來寫下一個字，只能翻譯外國作家的作品。1月27日是他的生日，為了給他準備一份生日禮物，我把他生前所有翻譯的文字收集起來，編成《蕭乾翻譯全集》。這套書的首發式會在2005年1月27日舉行，算是我給他的紀念。”（文潔若口述）

除文潔若口述部分外，其他資料來源為：

《未帶地圖的旅人——蕭乾回憶錄》。蕭乾著，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8年2月第2版。

《微笑著離去——憶蕭乾》。吳小如　文潔若編，遼海出版社1999年第1版。

《燕大文史資料》第六輯。冰心　蕭乾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

《蕭乾傳》。李輝著，江蘇文藝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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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磐石：見證成都燕大歲月（1）

口述：丁磐石

丁磐石，1927年生於成都，1944年畢業於光華大學附中，1945年春進入成都燕大歷史系，1946年隨燕京大學覆校到北京。1949年在上海參加創辦《青年報》，1950年調回北京在《中國青年》雜誌社任職，文革中曾被打成“三反分子”“走資派”。1978年調至中國社科院。現為《燕京學報》主編。

丁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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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冬天，我中學畢業。一般的國立大學都是秋季招生，春季招生的很少。1941年燕大被封以後，1942年遷到大後方在成都附校。我中學畢業的時候，當時燕大剛搬到成都才兩年，比較特殊。當時是個怎麼情況呢？燕大附校的時候，很多從北方去的學生到成都就學，燕大也招了一些學生。1944年的冬天，日本人打到了貴州黷山，離四川就很近了。在那種危急的情況下，國民黨發起充軍運動，當時叫青年軍，那時候有個說法，叫“十萬青年十萬軍”。燕大的好多學生不僅從了軍，而且還有很多因為英語好擔任了美軍翻譯。燕大學生數量大為減少，為了補充生源，保證學生數量，那一年決定在春季招生。我本來打算在家中復讀半年，秋天再參加考試，聽到了這個訊息，加上燕大又是個比較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