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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入學不久，就有同學發起組織了“新生讀書會”，1944年秋天、1945年春天入學的新生都可以參加。我也就參加了。進去之後，看到了很多進步的書報雜誌，比方說《新華日報》、《群眾》雜誌，這都是共產黨辦的，民主黨派辦的報紙有《文匯報》，當時成都還有一個《華西日報》。“新生讀書會”還經常在一起討論一些時事問題，特別還討論過國共的問題，說到抗戰就要勝利了，但是內戰的危機也就來了。起先我鬧不懂，共產黨到底對不對呢？透過跟大家一起討論，開始認識到了國民黨的腐敗，思想也慢慢轉到傾向共產黨。在我思想轉變過程中，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以及當時《新民報》著名記者趙超構到了延安之後所寫的《延安一月記》都給了我比較大的影響。這些文章讓我覺得，共產黨主張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路線是對的。
抗戰勝利以後，曾經被日本人抓起來過的民盟重要成員張東蓀從淪陷區來到了成都燕大。張東蓀本來就是燕大的教授，他到了成都燕大之後，同學們都很歡迎他，請他講話，他就講：中國要民主，要搞聯合政府，共產黨的主張是對的！外國教授夏仁德也到了成都燕大，他支援學生運動在燕大是非常知名的。除了這些進步教授，我們和成都其他的幾個大學還經常聯合起來搞一些進步活動，比如說五四的時候，我們就請了張瀾在華西壩作了演講。在那些進步活動當中，有些人犧牲了，我記得有一個叫楊伯凱的人就是在一次活動中犧牲了。同時，西南聯大一些教授的講演，也被燕大的學生做成牆板展覽，比如說著名的聞一多的講演、吳晗的講演、張奚若的講演。所有的這些，都是我在中學裡無法接觸到的。在那種環境中，我的思想豁然開朗，過去是苦悶彷徨的，現在感覺看到了光明之路。
丁磐石：見證成都燕大歲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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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抗戰勝利，我高興得很。但是高興了沒有幾天，內戰爆發了。下半年，昆明發生了反內戰的“一二·一”運動，訊息傳到了成都，燕大的學生組織起來搞了一次遊行，我也參加了，支援昆明學生，反對國民黨屠殺學生。從那以後，我的思想就更加堅定了，進而參加了黨的地下組織。
當時燕大的地下組織有兩個，一個叫做民主青年學會，一個叫創造社，英文名字的縮寫是“CT”，起英文名字是為了掩護進步活動。民協當時就是共產黨直接領導的，關於創造社，現在有一些爭論，但是當時創造社裡面有黨員，而且起主要作用。當時這兩個團體都在新同學裡面發展積極分子。我在學校裡經常和五六個同學一起討論問題，也一起辦牆報，無形中好像形成了一個小團體，結果參加這兩個組織的時候，我們幾個被分開了。兩個人參加了民協，我和另外三個人，因為創造社拉得厲害，都參加了創造社。可以說，我們幾個人從那時候就正式加入了革命組織，成為了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
剛進創造社的時候只是個一般成員，記得當時我們請過樑漱溟、張東蓀等人做過講演，看的東西也比以前多了。當時我和以前的幾個同學還是經常在一起看書，我們找《共產黨宣言》，但是找不到，結果找到了《國家和革命》，就看，但是也似懂非懂。1946年初，我就開始讀辯證唯物論了，當時在四川圖書館裡找到一本相關的書，主要講唯物主義，看了之後，思想上提高了很多。那時候和教授們實際接觸並不多，但是像張東蓀、夏仁德等教授都留給我很深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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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勝利之後，燕大開始準備北遷復員，大規模的回遷是從1946年春夏之交開始的。當時的交通還很困難，學校一共分了四批。一批大概三四百人的樣子，因為我是第一次出四川，一個人走家中也不放心，乾脆就跟學校走。當時的路線是從川北到寶雞，然後從寶雞到西安，再從西安到太原，從太原再到北京。交通工具主要是火車是汽車，中間還坐過大車，前後走了21天。我之前很少離開過四川，這次走出來，一下子看到了許多山水，更主要的感覺是終於從四面皆山的那種閉塞的環境中走出來了。說到這裡說點題外話，我們家和巴金家是親戚，巴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