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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的歷史》是一部描寫旅行者的諷刺作品。他講述了一個乘坐帆船（由一陣旋風捲起）到月球旅行的故事，該書以全新的觀點闡述了被束縛在地球上的人類的弱點（另一個更早的登月故事出自安東尼厄斯·第歐根尼之手，時間在公元100年左右，該書認為一直向北行走就能實現登月旅行）。事實證明，盧奇安的作品對科幻小說的發展起到了歷史性的、有決定意義的促進作用。
毫無疑問，這種在故事中進行或設想一次踏入未知的、假設的、或幻想的世界的旅行並不新鮮，當我們對我們的星球還知之甚少的時候，這類故事就必然會多起來。實際上任何一種文明或世界都可以想象出來，這在荷馬的《奧德賽》中有集中的體現。
與天邊的陌生海洋或土地不同，月亮是可見的，它俯視著地球，即為同伴，又為異己，它為諷刺作家提供了一個新的立足點。
因此，當盧奇安的《真實的歷史》在1643年被翻譯成英文時，調整作家們紛紛“奔向”月球建立“基地”——這個“基地”同樣也被一些人說成是科幻小說的發祥地。
西哈諾·德·貝爾熱拉克的《月球之旅》於1657年以《另一個世界》為書名出版。該書是向諷刺現實社會的過渡，書中首次提出以火箭作為太空旅行的工具。受德·貝爾熱拉克的諷刺作品的影響，斯威夫特寫出了《格列佛遊記》（1726年）。該書中出現的一個個稀奇古怪的角色，代表著社會中的各個階層，飛行的空中城市以及火星的兩個衛星，早在它們被發現之前作者就已有所涉獵。
丹尼爾·笛福的《統一者》比他的《魯濱遜漂流記》早14年出版。在該書中，他用一次月球飛行作為諷刺故事的主要情節。
埃德加·艾倫坡在《空前的冒險》一書中，用大量細節描述了一次飛月旅行。據說，這啟發了儒勒·凡爾納：逼真是成功的關鍵。凡爾納的《從地球到月球》於1865年問世，赫伯特·喬治·韋爾斯接著在1901年發表了《月球第一人》。
科幻小說的時代終於到來了，部分應歸功於諷刺作家，他們為他鋪平了道路。
同時，諷刺作家也在科幻小說作家之前把讀者帶到了其他星球。諷刺作品的大師——伏爾泰，1759年創作的《老實人》是諷刺劇的集大成者。他在《米克羅梅加斯》（1752年）中寫到了一個巨人，他來自一顆圍繞天狼星旋轉的行星，在訪問了土星之後，又訪問了地球。俯視地球時，一個陪同巨人的土星人評論說：“我認為地球上沒有生命，因為我不相信任何一個有智慧的民族會願意在這兒安家。”
當有關外層空間旅行的作品漸見稀少時，時間旅行從未間斷。韋爾斯在《時間機器》（1895年）中利用它對英格蘭的階級結構做出了一些諷刺性的比較。甚至羅馬人也已設計出了一種“時間遊歷”方法。馬庫斯·特蘭蒂爾斯·瓦羅（公元前116年～公元前27年）是一位邁尼肯斯派諷刺作家，他寫下了他怎樣在羅馬城一覺醒來已是50年後的故事，這提供了對社會做一些比較性評論的機會。
關於“內層空間”的作品從未中斷過。它的邊界從近似真實直到漫無邊際的幻想。但由於各種原因，科幻小說自從19世紀問世以來就一直迴避內層空間的邊界。機器統治一切，人類也是機器。科幻小說就是如此恭順的向這一現象屈膝。所以1938年，當我應邀為約翰·伍德·坎貝爾寫作時，我決定對這種狀況作些改變，來寫一寫人和人類的潛能〖見《地球殺場》的介紹——編者注〗。
因為人類以及人類對知識的追求一直是我從事創作的興趣所在，我的第一個故事——《危險的一面》寫的是一位懼內的哲學家。他發現所謂空間只不過是一個觀念，一個關於“維”的觀念。他認為他自己的觀念不受周圍空間的約束。事實上正相反。這種論斷，對於典型的20世紀的西方人來說，實在太難於接受了。我沒有告訴約翰這種觀點早就有了，事實上象佛祖的歷史一樣悠久，而且還解決了一些象時間這樣的棘手問題，即可以超越時間觀念。另外，我怎麼寫他就得怎麼出版，這也夠難為他了。所以我就用一種輕微諷刺的筆觸和一點幽默來完成它，使它儘量合人胃口，最後它就這樣發表了。
諷刺可能有滑稽，但滑稽的東西並非必然是諷刺。
戲劇實際上依賴觀眾去體驗一種錯置的或不合理的情感。看喜劇時發出的笑聲，實際上是一種抵制或是一種認可不合理的看法的情緒的釋放。
現在讓我們設想一幅場景：一個人正在一張雅緻的餐桌前就餐。周圍一切都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