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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的。然而矯枉過正，誤拿戰犯當英雄亂拜一通，則尤其不妥（特注：靖國神社供有很多戰犯，近現代的簡稱二戰戰犯，古代的簡稱民族英雄——另，非戰犯的真英雄可能也有，可考證）。東史郎的出現，正是揭示了這樣一個主題：正義還是愛國？我的意見是：背叛某個特定歷史時期的統治政權，不能簡單地等同於背叛國家，背叛正義。
由此想到另一個人物——佐羅。佐羅故事無論是否出於虛構，早已深入人心。佐羅當然不是魔鬼，毋須悔過，可是也同樣面臨著“背叛”的考驗。一個人為了拯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異國農奴，不惜處處與本國殖民官方作對，自然會被視作背叛了祖國，背叛了貴族，背叛了階級。然而在世界人民心目中，佐羅決不是叛徒國賊，而是永遠的俠客英雄。佐羅的所作所為無疑是對的，是佐羅的國家做錯了。
作為一個有良知的人，如果你的國家正在進行非正義的殖民侵略擴張，那麼即使你是一個士兵，也應該拒絕上前線，那叫真愛國者。即使由於不服從命令而被處死，也是問心無愧的死，死得其所，死得光榮，否則才叫助桀為虐。軍紀與人性，兩者之間不存在矛盾關係。為什麼當年共產黨能夠取天下？因為我們官兵情同手足，軍民一鍋吃飯，軍愛民民擁軍，隊伍不斷壯大，正義之師才能所向披靡，打垮等級森嚴武器先進的國民黨反動派……不過，客觀看到相反的情況也是有的，而且還很不少。邪惡長期佔據統治地位的現象歷史上比比皆是，譬如秦始皇、成吉思汗、多爾袞之流。更為可怕的，是邪惡之後的善良，殘暴之後的溫和，就好比“康乾盛世”的出現，使問題變得是非複雜，使愛國者們哭笑不得。烈士已矣，民族融合，以至數百年之後的戊戌變法時代，竟有譚嗣同的“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因變法而流血”。譚的慷慨赴難，總結教訓，是為滿君而死，也是為漢民而死。有詞為證：“身先南海證佛燈，悲智兼酬俠烈風。仁者唯識殉大乘，竟顱崩。月閉棋格、誤復生？”譚真乃頂天立地的第一等好漢義士也，誰也不會認為譚是漢奸。在之前的《明末清初之名士系列：烈士、漢奸、還有孬種》一文中，我強調指出：今天蒙、滿、漢、藏、疆等族如今早已血脈互溶，凝成一體。誰敢再議即是煽動中華民族分裂的反動罪魁，何其當誅！但是，這話又得分兩說，我們不能因為暴君們當年贏了，甚至天下竟能迎來另一番太平氣象之後，就對過去的濫殺屠城之舉大唱讚歌（曾記否？史載清時多鐸入關，揚州十日，屠城80萬，試問比南京大屠殺如何？！），說什麼戰爭推動文明，說什麼功大於過，說什麼即使非正義的戰爭也能夠帶來一些好處，甚至在今天看來，好處還要大於壞處，比如沒有二戰的話，今天的科技決不會這麼發達，全球經貿格局也不會如此如此，這些好處可不亞於統一文字度量衡呵……但是，那充其量為辯證法帶來的副作用，因此歌頌法西斯暴力，就會陷入詭辯。否則希特勒當年統一了歐洲，東條英機當年吞併了中國，要麼學秦、元，繼續殘暴不仁，導致短命王朝，百姓多受災苦；要麼學康乾，也未必不給大夥兒好日子過。看看現代人談起秦始皇、成吉思汗、多爾袞之流的那副頂禮膜拜的嘴臉表情，可以想見，倘若當初法西斯三巨頭僥倖贏了世界，無知的後人將怎樣議論他們的推動文明與功大於過！嗚呼！難道人類文明史的前進，除了戰爭推動，真的沒有別的更好的辦法？難道今天歐盟的崛起，不是已經提供了良好的示範？矇昧的沙文主義，盲動沙文主義者，在行為上是絕對可恥的，在認識上是絕對可悲的，這一點何來異議！死於異國反抗者之手計程車兵，根本毫無光榮可言，根本沒資格稱為“為國捐軀”，根本只能算活該、算死有餘辜。愛國首先是應該愛正義的。即使反抗者與復仇者，也有正義與非正義之分。在自家門口負隅頑抗，奮勇殺敵，打死多少個仇敵都屬於正義，可是你到仇敵的國家去報復，就是不見得是全出於正義了——比如著名的9&；#8226；11恐怖襲擊事件，因為後者混淆了仇敵與無辜。然而這種論調雖然正確，卻顯然太不公平。生逢以空襲為主的現代化戰爭時代，這也許是少有還擊之力的一方唯一能採取的能夠博得部分種族主義者們同情的最為無奈的復仇辦法。正義？人性？愛國？沙文？過於複雜化了！……縱然搬出全世界的哲學、倫理、宗教典籍，哪怕是宣揚苦集滅道的佛家，你如何喃喃念說宿孽總因緣，說破了嘴皮子，恐怕也不能夠化解任何目前問題，它亟待從今往後的有識之士繼續沉思下去……
反觀我們的國人，又怎樣呢？麻木的看客，起鬨的蠢材，諂媚的漢奸自不必說了。另有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