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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但用人單位的招工名額則達到萬人，缺口萬人。另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2004年9月上旬釋出的《關於民工短缺的調查報告》中顯示：沿海一些城市的用工需求和應聘比率為1：7，僅東莞就短缺民工70多萬。
第三章 博弈的本錢（6）
這種不同尋常的現象一時成為人們討論的焦點。“民工荒”發生在中國這樣一個就業壓力如此大的國家，顯然有些有悖常理。由此，理論界探討多年的“人口紅利”問題開始成為大眾討論的話題。
理論界認為，中國經濟之所以在這30年來始終保持一個高速增長的態勢，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口紅利”的支援。什麼是“人口紅利”呢？按照人口學家的劃分，小於15歲和大於64歲的人口被視為需要扶養的“依賴人口”，而15歲和64歲之間的人口則被視為勞動力人口。依賴人口和勞動力人口之比如果小於50％，意味著社會進入人口的“紅利期”——此時社會總人口會呈現“中間大，兩頭小”的結構，勞動力供給充裕，社會負擔相對較小，儲蓄增加，進而促進了國民經濟的增長，故稱其為“人口紅利”。反之，如果依賴人口和勞動力人口的比例超過60％，則意味著社會步入人口“負債期”，此時較高的社會撫養比例將會對整個經濟增長帶來不利。這很好理解：這些年來中國經濟的發展主要是以勞動密集型產業推動為主，而產業中務工的勞動人口基本都處於青壯年，正是由於這些年輕打工妹與打工仔的貢獻才成就了中國GDP的高速增長。
20世紀60年代以來，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等國家和地區創造的“東亞奇蹟”，就和它們充分利用人口轉變帶來的有利時機有著密切關係。東亞經濟起飛正好發生在人口從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長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的轉變階段，這種積極的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為經濟增長帶來了一個獲得“紅利”的機會之窗。研究證明，在1970—1995年期間，東亞經濟實現了年均的人均GDP增長率，高於其穩態增長率個百分點，其中，人口轉變因素的貢獻為1/4～1/3。
反觀中國，中國是在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步入“人口紅利”期的。20世紀五六十年代高達的出生率，製造了中國前所未有的嬰兒潮。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這些在嬰兒潮中出生的人們開始踏入工作崗位，我國的人口結構發生明顯的變化，勞動力人口比重增大，同時老年人佔比卻並沒有增長，少兒佔比又大幅度降低，這種人口結構為社會供給了充足的勞動力。
隨著大量年輕勞動力進入生育期、儲蓄期，拉動了國內需求，同時製造出43％的高儲蓄率，高儲蓄率帶動高投資，資金不斷投入生產性支出，從而帶動了GDP增長。著名人口學家蔡昉研究認為：“1982—2000年中國勞動力人口比重高與撫養比下降對人均GDP增長的貢獻達到。”
而如果現在假設中國在這30年間，社會中的主要成分是由老人構成，故而提供不出如此多的壯勞力的話，那麼可以想象，這些勞動密集型產業就無法實現快速發展，中國的經濟也就不會有如此大的進步了。所以說“人口紅利”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條件之一。
正是在這種有力的“人口紅利”支撐下，中國實現了近30年來的快速增長奇蹟。
2。 劉易斯拐點
但沒有用不盡的資源，“人口紅利”也是如此。就在全世界都在驚呼“中國世紀”的到來、企業主還沉浸於使用廉價勞動力的喜悅時，人口老齡化、勞動力資源短缺的陰影逐漸開始光臨中國。“民工荒”就是一個示警的訊號。
第三章 博弈的本錢（7）
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曾有一個論斷：存在二元結構的國家，必然會經歷一個從勞動力過剩到勞動力短缺的過程，其中的轉折點就被稱為“劉易斯拐點”。這個拐點一旦出現，就意味著“人口紅利”優勢的反轉、消失。
那麼，中國的“劉易斯拐點”會在何時出現呢？2007年3月，世界銀行一位高階官員伊曼紐爾·吉米內茲表示：中國由勞動力隊伍擴張和贍養率下降形成的“人口紅利”將在2010年左右消失。而國家統計局人口司的專家認為，2006—2015年間，勞動力人口仍將緩慢增加，在2016年達到峰值，此後勞動力人口開始緩慢下降，2015—2020年將年均減少120萬人，到2020年的勞動力人口為億左右。與此同時，2010年以後將出現老年撫養比快速上升並突破15％，總撫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