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光復:華文漫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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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今天來看，即便是司馬遷所著的偉大《史記》，也只有在這個稱之為中華的民族國家自身發展的一條自轉軸線上來記述了。這條自轉的歷史與文化軸線，對於世界而言，有著近二千年的神秘感，即便是到了今天，世界對於中國的認知仍然可能會停留於人類歷史的空白或某一個歷史節點上，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是一種文化上的不公平，而造成這種不公平的很可能不是別人而是我們自己。因此，要徹底瞭解中國，這部《史記》則不得不看，而要看明白中國的《史記》，這本《華文漫史》也就有了成為世界瞭解中國的必讀之書的可能。

我則是為這一可能而工作的。比較湊巧的是，就在昨天，北京開幕了中國文代會，國家主席###在會上發表了社會主義中國先進文化時代揭幕的演講，他指出：一切有理想抱負的文藝工作者，要擔當起時代賦予的莊嚴使命，投身到謳歌時代的文藝創造活動中，開創中國文學藝術事業的新局面。在這裡，可以想象到：一個文化推動中國以及影響世界的時代來臨了。這一歷史性的時刻，也與《華文漫史》相伴而生…這是我在更早時候所預言的（在我開始談論中華文化歷史之際，一個新中華文化的歷史也恰恰開端，我不知道這之間是否存在著某種歷史與命運的暗合）。

感謝太史公在人類紀元剛擬開始的時候，就為我們謄清了這份錯綜複雜的中國歷史的卷子，要將浩繁同時緲遠的歷史和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現實（司馬遷本人就親身遭遇了這種不確定性）描摩出來，這是一項巨大的工程，迄今為止，我們尚不得而知有多少人在中國故宮裡以及各地的文化部門做著類似的工作，在全球，這種工作則需要更多的人來做。司馬遷開始這項工作時，也是一個大漢帝國的國家昌盛時期，而在之前，他就已隨著父親司馬談（朝廷前任掌管文書星曆的太史令）和漢武帝巡遊了中國的絕大部份地區（司馬遷三十歲時擔任了郎中一職），他是一個細心而且耐心的學者，遊歷中他儘可能實地考察了一百多年前的諸侯列國和那些國家各自不同的民風，更向前考察了春秋大思想家們的出生地並打聽他們的軼事直至尋訪黃帝的蹤跡和堯舜禹帝的歷史身影，在汨羅江畔，這位虔誠的歷史學家也憑弔了那位偉大的愛國者和詩人屈原，並情不自禁流下英雄相惜的眼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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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與司馬遷（3）

在這部宏篇鉅著編寫之際，司馬遷對這一“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浩大工程也突然有過那麼一絲猶豫。為此，他對於此書是否由他來著寫以及他是否有這個能力來著寫，是思考了頗長的時間。在《史記》的作者自序中，司馬遷就流露了出來，不過，我想他還是獲得了自己的信心，這個信心的來由，也由他自己在自序中道了出來：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這就是司馬遷找到的最大理由：使命般的力量（或者是天命）。這是他父親給他的遺願以及那麼一個冥冥之中由時間和空間所構成的一個巨大力量，而且，每五百年這種力量就會在人類中顯示一次。看來，司馬遷相信了這一力量，他後來的一生中，所用的便是這種力量，使他超越了常人，也超越了他所著寫的歷史。

似乎，自從司馬遷獲得了這一力量之後，人類歷史上就再也沒有人超越了他。這種力量之大，足以將一個平凡人從平凡之中甚至是難以言狀的困厄中超脫而成為泰山之重，從而將一切藐視。自司馬遷出，中國可以不再言歷史，這樣的話，是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說的。

我相信命運就如孟子所言“天將降大任於斯人”這樣的安排，然而這樣的安排對於一個凡人而言，又是如此殘酷，以致使這個人在當世之際可能會痛不欲生。上帝耶和華為了讓摩西成為僕人，一次又一次地考驗他，每一次，都沒有不是命運攸關，而摩西，仍然是義無反顧地遵照了命運主人的意志，而在更早的古印度，佛佗也是經歷了九九八十一難而得以涅槃，難道這些都是巧合麼？抑或是天然存在著人類與自然宇宙之間的更大道理？或者他們的誕生本身就是自然宇宙的意志，他們僅僅只是來到人間作出某種力量存在的證明？今天的人們，是否相信或者思考到這些？或者，今天的人們會有太多的瑣事使他們無法觸及到這些吧。那麼，這本《華文漫史》或許會有對那些心有靈犀的人們一些啟發。

司馬遷在他四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