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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將現實客觀一瞬與歷史的永恆在此分開。
而於二千多年前（公元前104年）開始編著《史記》的司馬遷，是不是也是一樣地將現實與歷史在他面前截然分開的呢？
那時候，漢朝正處於國力鼎盛時期，漢武帝正圖大略，遣大將軍衛青和驃騎將軍霍去病和李廣將軍以及其之子李陵等北擊匈奴，以擴邊疆，這一時期，是中國第一次以強大國家的面貌傲視四鄰的時期，並有著打通西域直至更大世界的巨大歷史機會。然而秦以來直至文景之治期間所採取的重農而抑商（尤其是景帝在位時期御史大夫晁錯的“貴粟疏”），使武帝甚至所有中國帝王們的世界觀中都缺少了一個國家通商與發展貿易的重要動因，以致征伐與統治以及農耕經濟在中國的漫長曆史中一直都作為國家的核心職能，因此，即便是漢武帝擁有著強大的國力和外望世界的勇氣，然而仍然沒有為中國的後來歷史帶來令人驚喜的世界性改變（這場世界性的改變在公元1978年之後開始走向完全徹底了，而也不過是近三十年的時間）。
因而，今天來看，即便是司馬遷所著的偉大《史記》，也只有在這個稱之為中華的民族國家自身發展的一條自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