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光復:華文漫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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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這樣一來，忽必烈便有了更多機會與中原漢文化相觸。到1260年他宣佈即大汗位之後，首次採用“中統”的年號，這是蒙古國前所未有的，這種典型的漢法標記直到1271年忽必烈定都北京時，一個蒙古國入主中國的整體戰略便告完成，此時的蒙古國已成功轉變為中國的元朝。到1279年元追擊南宋最後一位流亡皇帝至崖山（今廣東新會），逼其君臣投海而死，至此，傳統中國便徹底為一個外來的強大民族所替代，而忽必烈在中國的稱帝，不僅結束了一個長達三百年幾乎毫無作為的宋朝（現在來看這樣的歷史還是越少越好），更為這個傳統而且低迷不振的國家帶來了當時世界上最廣大的疆域，在這個疆域中，傳統中國僅僅只是這個被稱為元朝的國家的一個部分。

當中國宋王朝的君臣們尚不知自己的國家如何會變得如此弱小而苟安於一偶時，另一個民族則在她的基礎上開闢出一個最為廣大的國家，這樣真例項子的發生，恐怕也是一則歷史的相對論吧。現在再回頭來看朱熹的天理與人慾之論，不禁會有些掩口而笑。一則失去科學與人本價值的思想學術，其必然是誤國害人的，而之所以後來還能討到歷朝皇帝與專權者的好，其重要的一點即是它與君王們意欲獨大天下而盡滅人心的想法有著驚人的一致。朱熹可能不知道（他也可能很知道），他在這一端對人本思想的一滅，便是讓另一端封建專制的獨大權力更加無法無天了而日益囂張了。在這裡，還是一則歷史和思想史的客觀相對論在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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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帝（3）

在這裡很有必要談及在元朝歷史上所發生的一件事，這件事情很可能與我們傳統習慣中所葆有的中國大國文化驕傲的情結相去甚遠。

元朝自忽必烈1260年坐帝，1279年滅南宋，再到1368年由明太祖朱元璋稱帝並建大明國，正好一百年。這個一百年，可謂是疆域最遼闊而同時也是壽命最短的中國朝代了。“大哉乾元”，大的確是大，而這個乾元卻是如此之短暫，算是重新給中國國家再開了一個前所未的有頭。

這個開頭，對於自先秦以來直至宋末的傳統中國人而言，並沒有帶來什麼意外的驚喜，而是從頭到腳改變了這個自以為傲的民族的身世處境（這種改變在經歷了明朝近三百年之後，又再度在滿清王朝那兒轉換了地位）。元朝甫一誕生，便由忽必烈帝頒佈和形成了一個獨特的以民族為界線劃分的等級社會階級，這種層級的劃分顯然不再是傳統中國簡單的君臣父子與貧富貴賤了，而是以蒙古人為中心的種族區分。忽必烈將元朝帝國的多民族人口劃分為四大等級標準：最高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則是由西域多族人構成的色目人，第三等才是漢人。諸位不要以為漢人就此便可了，須知道這等漢人還必須是中國北方由原來金國統治之下而南宋無力救還的漢族及其它少數民族在（這裡這些漢人已是算為元朝的少數民族了）。而南宋的遺民們，則處在了第四等位置上，即包括了大量自遼金以來逃避戰亂而南遷的中國人。就此而言的話，那李清照這樣的女詞人，那蘇軾這樣的大才子，辛棄疾這樣的硬漢子，若是再遲生少許，便也都成為了元朝中國中最下的一等人了。而我們的許多祖先們，追索其歷史，在元朝的時候，看來都不會好到哪裡去，延續至今天，大多都是由第四等人殘喘而至的結果，是沒有什麼驕傲可稱的。自五代的後晉稱遼為父國而自稱兒皇帝，到宋稱金為伯父之國而歲幣獻納不止，再到中國之漢人整體做元朝帝國的下等公民，這一條民族萎靡而自失尊嚴的道路是現實的，也是令我們從歷史之中可以冷靜反思的。中國由秦漢之雄風，到演繹唐朝之盛世，中華的國家與文化聲名恢恢乎曾響徹寰宇，再到宋元之際的低落頹敗，一個大國之裂變，真正算得上是歷史的天翻地覆。

這場天翻地覆的裂變，究其因由，並不在強敵於外，而在於國體和文化之內在。曾經強盛而光輝的形象，卻是因為文化的停滯和思想的固守，自五代及宋以來，便是浮出了歷史的水面，而且並由此而衍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痼疾。儒學克己復禮而不務民本與人本這一看似華麗與文質彬彬的“社會實用美學”功課，終於在它誕生一千年之後發揮出了漸慢效應。這種功效是如此之獨特，算得上是中華傳統文化之一端與中國封建帝統真誠合作的傑作，到了南宋，其成果已經昭彰。也正因為如此，辛棄疾在他那闕《元夕》的詞兒中所吟唱的“眾裡尋他千百度，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的經典句子，抑或正是對這種曾經風華而過早衰落不濟的中國文化的落寞身影所作的一種描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