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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家落戶”；緊接三年經濟困難，昌黎哪能倖免？階級鬥爭的弦也愈拉愈緊。文化部門，更是犯忌，為一個“迎春晚會”鬧一次小整風會；兩個青年批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整個文化部又得關起門來“學習”，為時近一年；“四清”時，文化部便組成一個龐大的農村文化工作隊去，又站錯了位，於是調回關進集訓班，大門口由解放軍站崗；再接下去便是“文化大革命”了。到這地步，昌黎餃子端到面前，有沒有胃口也很難說了。
但在第一次下放農村的新年，大家飽吃了一頓餃子，我也發現了幾個包餃子的人才，這便為我日後請吃餃子創造了條件。這也是十幾年以後的事了。因為緊接著的三年，我有幸不必烹自己的兒女，還每個月可以買到兩斤肉、蛋、糖。我怎能一頓就把它吃光？那年徐冰為了鼓勵電影創作人員搞出點好作品，給俱樂部每月搞來幾十斤肉、面、蛋。三年捱餓日子剛過去，肚子有點油水了，又緊跟著來一次小整風，那些肉、面、蛋，又給我引來了滿院子的大字報，不過當時吃的時候，我見到不少人向我舉起一隻大拇指呢。
後來日子終於一天天好起來。在打倒“四人幫”那次慶祝大遊行中，我在天安門前就遇到那幾位包餃子人才，當場邀請：“明天下午來我家吃餃子！”
第二天下午，我備好肉、大白菜、冬菇、蝦米、麻油……客人到六時才陸續到達。一看廚房，他們說：“是請吃餃子還是請包餃子？” 我說：“連帶一起，自力更生，豐衣足食。這是毛主席說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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