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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菜館。小洞天在大轟炸中毀了，搬到一家大棺材店，原來是平放的一口口棺材，現在都一口口擺上去了，我們便在棺材邊上吃飯。就在這種情況下，五六個人每餐所費也不過三四元。
我所說的幾乎都只是提到價錢，但是，不論是大餐館還是包飯的小飯館，其味道我可以肯定是以後我在上海、北京以至香港所吃的川菜所不及的。當然，我在香港也只不過吃過兩三家，並不能以偏概全，而且菜盤上的裝飾以及金碧輝煌的樓堂，那是以前所難以比擬的。
第二年，我去到仰光，一桌乳豬全席，魚翅如手掌，鮑魚全只，燕窩甜品等等，每桌三十二盧比（每盧比等於港幣一元二毫）。
我還得交代姑姑筵的事，究竟菜式中有沒有龍肝鳳膽，不知道。只聽說，食客問侍者要豉油，侍者曰：鹹淡早已在廚房安排好了。就是說：豉油欠奉。
朝代更變，解放了。在十幾元一桌烤鴨宴中，北京又出了每桌八十元的譚家菜。不過譚家菜是從八十元逐漸降到五十元、四十元。一九五九年香港一富商吳性栽在北京請客，就請的是四十元一桌。
烤鴨也曾在“三反五反”中賣兩元一隻，而且送貨上門，烤鴨放在保溫箱內，帶刀砧上門片皮，還不許給小賬。
不久，一場小小的災難席捲中國大地，人們要命不要錢，只要出現可以吃的東西，立時搶購一空。有的農村餓死人；有的地方在屋前屋後偷偷種上一些蔬菜瓜果，身上鈔票就無處花。據說有一個老農民拿一張五元鈔票買五角錢的東西，口中唸唸有詞：拿去用吧，反正我也沒啥用。
酒樓飯館要有關係才能進得去，物物交換這種共產公社便從那時開始。紙菸店有煙，肉店有肉，酒鋪有酒，飯鋪有菜，你需要什麼，可以以有易無。
有人在民族宮那個寧靜的大餐廳設羊肉宴請客，羊肉來自甘肅，魚來自青海，花生米成為宴會佳果。
我曾在華僑大廈樓下的大同酒家——它是從廣州分來的，搶購到一勺“漿糊”羊肉，一勺五元，主要是芡粉。
那時豬肉講究三或四指膘，即是肥油要一兩寸厚。
往事如煙。如今又在經歷一個新的年代。我以上談的幾乎都是民間的吃。這些年來，公家的吃，誰也無法寫全，但我想提一條作為插曲：有一個三十人的兩天會議，餐餐大宴，佐餐的茅臺、大麴不算，光啤酒就飲了七百五十瓶，以至酒氣燻在殘羹上，喂得肥豬也大醉。
還是再說民間宴會吧：有客人進門，每人送上包大Kent，上桌，再敬一包555，席終，又一包Kent。有開宴第一道菜，用十元人民幣疊成十朵花，每人一朵。有一宴會高峰時，每桌端上一道菜——十隻進口手錶。有水晶包內藏一隻金戒指。有一道湯，湯上漂著十隻用美鈔折成的小船，每人一隻。
還有什麼新奇的菜色麼？有！將來一定會有人在一道餃子中藏一彩票，中彩者領回美女一人，小孩拈到，可做媽咪；女的拈到，可做姊妹，男的拈到，可做小老婆。
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 想看書來
食色性也
報刊、電視每天都在談吃。我也湊個熱鬧，先談談一些風味小吃吧。
孔子曰：“食色性也。”我用孔老二這句話，只是為了證明連老孔都以食擺在第一位，此文與色無關也。
所謂“食在廣州”，不知典出哪朝哪代；但“食在上海”，想來應在二三十年代之間；“食在四川”在抗戰時期；“食在香港”則是近一二十年間事。品種也多，真是萬方來朝，包羅萬菜，幾乎全世界的美食都集中到香港了。至於中國菜，種類更繁。廣東的當然仍是最多，有廣州、潮州、海南、鳳城、梅縣、東江等；蘇浙有杭、揚、蘇、錫、滬；以北京菜招徠的也不少，但我竟連滿清王朝老家瀋陽，和孔夫子老家山東的菜式也不知道。
什麼是北京菜，我在香港幾家老牌京菜館吃過之後，這回到了北京，朋友們請來請去，都是掛著山東風味的招牌。到北京烤鴨店，一吃，仍是與山東風味何其相似。
我忽然似有所悟，這所謂北京烤鴨，原來就是山東菜式，北京偌大城市，如果拿不出幾樣像樣的菜，怎能說得過去？因此，山東烤鴨只能入贅北京或者像移民一樣，叫做“魯裔京鴨”。平時在全聚德伴隨烤鴨的各種菜式，理所當然的也就成為北京菜了。
如此看來，山東風味可能歷史久遠，而孔夫子恐怕早就是一位美食家了。
至於滿清王朝的老家東北瀋陽的菜式，只記得，那價格是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