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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完成，並得到了“高階侯爵殿下的確認”。根據君主和教會高層的意願，這個在荷爾德林時期就已經過時和過於嚴格的制度，“在修道院院長在場的情況下，每個季度都必須由一個教授將其清晰可聞地朗讀和背誦出來”。根據該制度的封面上的登記，1785年，荷爾德林的老師們非常拖沓和懶散：他們在這年裡一次都沒有宣讀過這些規章條款。但是它們起威懾作用，並在有人違反時被運用。在3 章86 個條款之中規定了“義務和合適的表達”之中需要注意些什麼，規定了在對待上帝和教會高層該注意些什麼，人們必須遵循什麼、不能違背什麼，規定了人們該懼怕什麼，以及如果不懼怕將會有什麼樣的結果，結果將不再是命令，而是懲罰。
Ⅲ 鄧肯多爾夫（4）
恐懼一定壓抑著他們，當他們讀了禁讀的書，當他們反抗了老師，當他們自由活動後晚回了學校時，當他們與學校裡地位低微的工作人員打交道時，因為這也是禁止的，“以避免與修道院從業人員”——這就是指那些修道院的僕人和幫助者——“的摩擦，從而使這些人員的工作不受到阻礙。因此，寄宿學生們不得出入廚房、裝訂間、地窖、麵包房、牛奶廠、奶製品間、雜屋間、磨坊、馬車房、鐵匠鋪以及類似場所，也不許在這些場所閒逛，不得與此類場所的僱員有任何交往！”其上寫道，你們不要跟他們接近，你們得學習併成為文雅之人。在此，等級制度成了規章制度並被反覆灌輸。誰要是跟那些地位低下的人交往，一定會惹禍上身。但是這樣卻有了誘惑，男孩們經常無所事事地閒逛。美麗的圖畫在此也幻滅了，人們要想到這裡有了一個獨立的企業，某種意義上的一個工廠（ 也就是說，19 世紀後期由考夫曼建立起來的芥末生產廠並非是褻瀆神靈的行為，而是一種延續）。故事中斷了，人們開始講述新的故事。
他們不僅應該在公共場合勤奮地練習禱告，並且獨自一個人時也必須勤奮練習。
他們必須謹記教會的各種儀式和典禮。他們應該剋制自己，不去接觸苦行主義的著作，“雖然這些其實也不壞”（此處所指的是虔誠主義的各種行為，因為它們並不受到正教的喜歡）。
對修道院院長和各位教授，他們應該表現出應有的尊敬和順從。院長和教授離開後，也不允許散播關於他們的無端謠言和誹謗（就彷彿規章的制定者已經預料到了這些飽受訓誡者有一天會變得自由，他們將不再在修道院的學校裡，不再在教會學校裡，他們將滿載著回憶中的憤怒“吐露心聲”，就像雅各布· 弗里德里希· 阿貝爾那樣抱怨那裡的飲食，抱怨那些根本無法享用的飯菜，抱怨其冰冷——在對日程的描述中還要提到這一點）。
他們不應該搞“秘密團體”。
他們應該遠離讓人感到羞恥的相互勸酒直至酩酊大醉以及修道院外其它類似的享樂惡習。
他們應該保持貞潔和莊重，尤其不能閱讀有害的書籍和小說。發現違反此規則者，他將受到來自修道院院長的禁閉懲罰，並且屆時只能予以麵包和水補充飢渴之需（一如往常，書本和那些陌生的、新鮮的思想總是毒藥，人們甚至可以喝得酩酊大醉而不會有關禁閉之災……）。
彼此之間，他們應該和平一致，對任何人都應該禮貌相待、平易近人和謙虛溫和。
他們應該謙和地對待教師助手。
進修道院時，他們就應該帶好必要的書籍。
夏天時，他們應該在五點鐘，冬天則在六點鐘穿著應有的制服得體地集合（因為據說有些寄宿學生把自己的服裝，甚至自己的傢俱等一些其它的奢侈品也偷偷攜入了修道院學校，因此“這類似的多餘之物和不合時宜的時髦衣裝受到了禁止”。校內和校外都禁止穿戴“世俗的衣裝”，他們必須穿著灰色的、永遠潮溼的法袍，帶著龐大而不成形的書袋，它們那粗糙的布料像蕁麻一樣刺著面板）。他們不應該四處閒逛或者不經允許便離開修道院。他們就這樣被關起來過著簡樸的生活。
關於這些，他一點也沒有寫信告訴家裡，沒有抱怨，對寢室裡的寒冷和潮溼、對床鋪茅草中的老鼠、對清晨在庭院裡的洗漱、對一些老師的不明事理以及修道院副院長的無恥和賄賂成性，他都隻字未提。
Ⅲ 鄧肯多爾夫（5）
他比別人更容易順從，用施瓦本地區的話來說，更“乖巧”嗎？他這麼做只是為了母親呢，還是遵循著科斯特林那些由含告誡意味的故事而得以強化的規定？保留下來的最早的畫像向人們展示了這個16 歲的男孩：“年輕時的荷爾德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