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曲線提示您：看後求收藏（奇妙書庫www.qmshu.tw），接著再看更方便。
1920年7月1日，俄共（布）中央組織局批准，華人共產主義者中央組織局成為蘇俄境內華人共產主義組織的唯一中央機關。該局設在莫斯科，並和俄共（布）中央密切合作。
為領導黨組織，還建立了地方局，地方局跟俄共（布）委員會協同工作。例如，在俄共（布）中央委員會遠東局下面設立了這樣的組織局。領導該局的是共產黨員趙永祿。（見《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十一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410—411頁）
從瞿秋白寫的通訊報道中，人們可以知道趙永祿這人的點滴情況，像這樣的人，也要用來做華人共產主義組織的領導人，也可以看出蘇共急於建立華人共產主義組織迫不及待的心情。這樣的人物和組織，可以叫他發表致敬的函電，捧場的文章，使自己產生一種在世界上並未陷於孤立境地的感覺，可是他們同自己國內並無聯絡，更不能發揮什麼影響和作用，大約不久就被拋棄了。前些年在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中發現的材料中有這樣一件：共產國際派駐遠東的全權代表Б。З。舒米亞茨基1921年1月21日致共產國際—工作人員利別茨基的信中說：
朱正：《餓鄉紀程》中一掌故（2）
中國的工作。中國工作的程序是：工作重心已經移到中國國內的一些地方，不得不指出，我們這裡存在的那個中國共產黨主義組織的中央委員會根本就沒有威信，起不了任何作用，其成員也沒有工作能力。事實上我們上海的那個三人小組——革命委員會才是領導機關。這個革命委員會目前領導著中國六個省的中國共產主義組織和規模相當的五個中國青年團組織。這些組織掌握著四種週刊，其中的《共產黨》是起領導作用的，還有兩家報紙。（引自俄國石克強整理、李玉貞譯《俄羅斯新發現的有關中共建黨的檔案》，見《百年潮》2001年12月號，第57—58頁）
就在就近起用趙永祿的前後，共產國際派到中國的代表魏金斯基卻有了重大收穫。張申府在《中國共產黨建立前後情況的回憶》一文中說：
1920年4月，共產國際東方局的代表魏金斯基來華，考察中國革命運動的實際情況，幫助中國建立共產黨。他來到北京後，經北京大學俄籍教員柏烈偉的介紹，見到李大釗和我，他與我們就中國的問題進行了廣泛的交談，特別希望我們建黨。在北大，魏金斯基還召開過幾次座談會。後李大釗又介紹他到上海去見了陳獨秀。（張申府《所憶》， 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頁）
李大釗，陳獨秀，北京大學教授，《新青年》編者，文化思想界耀眼的明星，遠不是趙永祿之流可比的。有了他們願意出面來建黨，當然工作重心就到了中國國內。就在舒米亞茨基寫這信後半年，中共“一大”召開，中國共產黨成立。趙永祿也就成了中共史前史上的一個人名。
舒米亞茨基說《共產黨》是週刊，卻說錯了。李達主編的這刊物1920年11月7日在上海創刊，是月刊，有時還不能按期出版。
（原載2007年6月28日《南方週末》）�
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朱正：柏烈偉這人（1）
柏烈偉（ПoЛeВoй），也有譯做柏烈威或者鮑立維的。俄國人，20世紀20年代在北京俄文專修館、北京大學俄文系任教師。
我是最初從魯迅致李霽野、致臺靜農的信中看到這人的名字的。他託李霽野向在廣州的魯迅提出翻譯《阿Q正傳》的要求。魯迅1927年2月21日復李霽野的信中說：
柏烈威先生要譯《阿Q正傳》及其他，我是當然可以的。但王希禮君已經譯過，不知於他（王）何如？倘在外國習慣上不妨有兩種譯本，那隻管譯印就是了。（我也沒有與王希禮君宣告，不允第二人譯。）（《魯迅全集》第十二卷，第20頁）
柏烈偉還為他計劃中的譯本索取了作者的相片。魯迅4月9日致臺靜農的信中說：
我的最近照相，只有去年冬天在廈門所照的一張，坐在一個墳的祭桌上，後面都是墳（廈門的山，幾乎都如此）。日內當寄上，請轉交柏君。或用陶君（引者注：陶元慶）所畫者（未名社似有）亦可，請他自由決定。（同上，第29頁）
《阿Q正傳》之外，柏烈偉還要翻譯魯迅的其他小說。他透過李霽徵求魯迅對選目的意見。1929年3月22日魯迅復李霽影的信中說：
柏烈偉先生要譯我的小說，請他隨便譯就是，我並沒有一點不願意之處，至於那幾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