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蘇聯到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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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落入斯大林之手，但沒成功。而斯大林則不費吹灰之力便得到這批檔案，把反對派攥在自己手心裡。

藍英年：高爾基回國（6）

高爾基死得突然，因而不少人猜測是斯大林害死的。老作家維·伊萬諾夫1993年在《文學問題》上發表文章的標題便是《斯大林為什麼殺害高爾基》。但細讀他們的文章，都缺乏令人信服的證據，只能算作假說。然而1935年斯大林同高爾基徹底破裂卻是不爭的事實。高爾基公然庇護斯大林決定消滅的人，是斯大林決不允許的。斯大林不再期待高爾基為他寫傳記，選定法國作家巴比塞寫。巴比塞寫的《斯大林傳》充滿讚美之辭，解放前由徐懋庸譯成中文，書名改為《從一個人看一個新世界》。斯大林不再需要高爾基，把他打入冷宮。

高爾基回國後在多大程度上完成自己的心願？對斯大林有多大影響？可以說微乎其微。但在斯大林1930年發表的《勝利衝昏頭腦》、《答集體農莊莊員同志們》，以及任命加米涅夫為世界文學研究所所長、布哈林為《訊息報》總編輯上，仍能看出高爾基的些許影響，審判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莫斯科第一次公開審判，是在高爾基逝世兩個月後進行的，也算給高爾基一點面子。

（原載《隨筆》1998年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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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營救牛蘭（1）

1931年6月15日，共產國際潛伏在中國的秘密工作人員牛蘭和他的妻子在上海四川路235號住處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

牛蘭（1894—1963年），本名雅科夫·馬特維耶維奇·然德尼科，牛蘭是他在中國所用的許多化名之一。出生於烏克蘭，蘇聯契卡（克格勃的前身）工作人員。共產國際東方部在上海設立遠東局，他就在遠東局聯絡部工作，負責管理秘密電臺、交通及經費等事項。另一個身份是紅色工會國際分支機構泛太平洋產業同盟秘書處秘書。因共產國際信使約瑟夫在新加坡被捕後供出了他來，他也就在上海被捕了。逮捕的時候發現他們夫婦隨身攜帶有多國護照，在上海有多處住所，足以表明這不是普通的外國僑民。8月10日由中國方面引渡，14日押解南京，以“危害民國”罪受審。

牛蘭被捕，蘇聯立刻進行營救活動。一個通常的例行的程式，是發動各國有影響的知名人物向中國發出抗議和營救的電報，對中國政府施加壓力。另一方面，也計劃採取更直接的營救措施。據伊斯雷爾·愛潑斯坦著《宋慶齡——二十世紀的偉大女性》一書中透露：“營救牛蘭夫婦既有公開的、也有地下的活動——外國方面由理查德·左爾格（有時用“約翰遜”這個名字）領導，中國方面是潘漢年。”（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1頁）楊天石在《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一書中也說到了這事：“為了營救牛蘭夫婦，中共保衛部門和蘇聯紅軍總參謀部上海站迅速共同制定了計劃，由潘漢年和該站工作人員裡哈爾德·左爾格共同負責。此後，宋慶齡即與他們密切配合，為營救牛蘭夫婦做了許多工作。”（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371頁）

宋慶齡是為母親奔喪，於1931年7月末離開德國，8月13日到達上海的。據前引愛潑斯坦的書中透露，“當她還在柏林或返國途經莫斯科時，就已有人告訴她關於牛蘭夫婦的危難並請她援助。”（第290頁）她不負所托，回國之後立刻把這事擔當了起來。

左爾格潘漢年營救活動的材料，我見到的有東德作家尤利烏斯·馬德爾著的《佐爾格的一生》一書（群眾出版社中譯本，1986年版）。其中有一小節的標題是“營救兩位同志的鬥爭”，寫的就是佐爾格受命營救牛蘭夫婦這件事。看來這書的譯者沒有查閱相關資料，以致書中根本沒有出現“牛蘭”一名，只用諾倫斯、努倫斯等名字，而且把牛蘭被捕時的公開身份“泛太平洋產業同盟上海辦事處秘書”譯成“工會的遠東泛和平主義秘書處的幹部”。但是書中說的一些情節，例如說“1931年8月14日，英國巡捕把魯格夫婦交給了蔣介石警察局”。可知說的就是營救牛蘭夫婦的事。

佐爾格為營救而進行的活動，這書中說，“佐爾格小組成功地與被關在死牢裡的魯格夫婦取得了聯絡，並隨時用電臺向莫斯科中央總部報告營救工作的進展情況。”具體的營救方案，這書中說：“佐爾格瞭解敵人官僚體制的弱點，要求組織給他送來兩萬美元，用以賄賂南京腐敗的軍官和法官。”（第69頁）接著，這書中詳細敘述了“組織上派兩位德國同志擔當秘密交通員”，各攜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