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蘇聯到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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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琴科用幽默的筆觸描繪出革命初期蘇聯百姓的生活狀況，讓人看了感到可悲可笑。”就這樣，從二十年代後期起，他就受到猛烈的抨擊。1946年，他受到意識形態總管日丹諾夫的辱罵之後，被作家協會開除，無處發表作品，斷絕了生活來源。他還想活下去，“最後竟走上寫‘肯定的諷刺’小說的絕路”。書中說：“肯定與諷刺是相對立的兩個概念，誰也無法把它們聯結在一起，左琴科便要做這種做不到的事。並非左琴科不知道這樣做多麼荒唐，而是生存的慾望和重返文壇的心願逼迫他這樣做。……強迫一位諷刺作家寫‘肯定的諷刺’小說本身便是一種諷刺，也是一幕悲劇。”

隨著時間的推移，蘇聯這個封閉的社會也在悄悄的變化之中。帕斯捷爾納克的小說《日瓦戈醫生》榮獲1958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蘇聯作家協會開會討論開除這一位作家。“特瓦爾多夫斯基和格里巴喬夫便在會上發言反對開除帕斯捷爾納克，表決時很多人到休息廳吸菸，拒絕表決。當會議主席斯米爾諾夫宣佈大會一致透過把帕斯捷爾納克開除出作家協會時，臺下響起一個女人的聲音：‘怎麼說一致透過呢？我就舉手反對。’抗議的是女作家阿利盧耶娃，斯大林的妻妹。斯米爾諾夫只好裝作沒聽見，匆匆宣佈散會。”

到了1966年，對意識形態的控制，就比日丹諾夫時代軟弱了不少。諷刺作家達尼埃爾和西尼亞夫斯基就因為在國外發表作品被捕判刑了。這可不同於當年日丹諾夫批判左琴科那樣沒有一點反對的聲音。這一回對這兩位諷刺作家判罪，作家和其他知識分子紛紛向蘇共中央、最高蘇維埃和蘇聯政府抗議。由愛倫堡、卡維林、丘科夫斯基等老作家領銜的六十二位作家，聯名上書蘇共二十三大主席團、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和俄羅斯聯邦主席團，要求保釋兩位作家，並指出：“因諷刺作品而對作家審判開了極為危險的先例”。在這裡，人們看見了蘇聯知識分子社會責任感的表現，看見了蘇聯社會進步的足跡。

這篇短文，我只介紹了書中談及文學界情況的點滴內容。全書的豐富內容就不是一篇短文介紹得了的了。

（原載2004年9月17日《文匯讀書週報》）�

朱正：無可奈何花落去——讀格·阿·阿爾巴托夫的回憶錄（1）

格·阿·阿爾巴托夫的回憶錄，中文譯本的書名是《蘇聯政治內幕：知情者的見證》，新華出版社出版。這是一本應該細細研讀的書。

十年來，寫蘇聯解體這一歷史事件的書出得不少，有敘述事件過程的，有分析這事發生的原因的，有不同的角度，更有不同的深度，更有不同的立場和態度。當然，讀者也是有不同的深度，不同的立場和態度的，因此，對於哪些書中的意見能夠贊同，哪些書中的意見不能接受，也就各不相同了。對於阿爾巴托夫的這一本回憶錄，讀者能不能接受呢？為了確定這一點，不妨照多年前的老規矩，先對作者作一次“政審”。

阿爾巴托夫，1923年生，1941年至1944年服兵役，炮兵連長，在蘇德戰爭中負傷，立有戰功。1943年加入共產黨。戰後升學，成為歷史學博士。曾任《共產黨人》、《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等雜誌編輯和評論員，並在蘇共中央機關工作幾年。蘇聯科學院美國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長、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蘇共中央委員，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這就是他的身份。比身份更重要的是態度，他在這本書中說：“1985年春天，我還是一個共產黨員，一個帶著懷疑和失望但仍然是忠誠的共產黨員。”“直到1987—1988年，我仍然相信黨的新生是有可能的，黨將能幫助這個制度進行改革。”就是到了蘇聯和蘇共都不復存在以後，他還說：“不管國家的現狀如何，我不同意說我們的失敗已使社會主義思想本身終結這種意見。社會主義思想是隨文明的發端而誕生的，它過去有，現在仍然有追隨者，它有真正的生命力。”看了他的這種表態，我想，我們中國最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可以親切地叫他一聲“阿爾巴托夫同志”了。他不是一個###者，可以放心地讀他的書。

這本書主要是寫斯大林之後的四十年。斯大林在1953年死去，卻給後人留下了一大堆矛盾和問題。這是一宗沉重的可怕的遺產，不把這個包袱卸下來，這部機器就無法正常運轉了。在他之後掌權的人都面對了這樣一個現實。

斯大林的問題，斯大林的遺產，最初是以“個人崇拜”一語來概括的。最初揭露出來的是他對無辜者的大規模鎮壓。實際情況比這嚴重得多，斯大林時期確立的那種體制，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