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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餓鄉紀程》。”
1989年俄國人的生活水平當然不能同1920年相比,但比勃列日涅夫的“停滯時期”差得多。進學校飯廳先得排隊。我到蘇聯新學的第一句話就是:“哪位排在最後?”拿著塑膠托盤依次排到放食品的臺前,金髮碧眼的女服務員,給我一份一份地往托盤上放菜,麵包自己取。然後再到收款處算賬付錢。飯廳裡雖有座位,但早被學生佔滿,只得站著吃。最讓我受不了的是吃不到蔬菜。買水果吧,都是從中國運來的,不是不熟的便是半爛的,都是我在國內不吃的。沒有辦法,只好去買,可等我下課去買時,早被俄國人搶光了。
到遠東大學後,在我結交的第一批俄國朋友中,便有圖書館管理員拉利薩。我每天到圖書館看報,同管理報刊閱覽室的拉利薩漸漸熟了。拉利薩畢業於遠東大學英語系,人逾中年,風韻猶存。她對我非常熱情,甚至允許我把報紙帶回宿舍看。有一次我對拉利薩抱怨沒蔬菜吃,她同情地望著我,什麼也沒說。第二天我去看報的時候,她在空罐頭瓶裡裝了半瓶蔬菜送給我。此後她每天都給我帶半瓶蔬菜。她不值班的時候,我去看報時,蔬菜瓶壓在剛到的報紙上。一連幾個月都如此。一個外國人這樣關心我,我著實感激。菜不斷變化,有胡蘿蔔、西紅柿、茄子還有蕨菜。我原想他們吃什麼就分給我一點,但蕨菜並不是俄國人常吃的菜,副食店裡雖有,但由於價錢高,無人問津。她家如何吃得起蕨菜?她家的生活狀況如何呢?我很想知道。冬去春來,半年過去了,我只知道她有一兒一女,丈夫在列寧格勒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