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蘇聯到俄羅斯

第48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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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無可奈何花落去——讀格·阿·阿爾巴托夫的回憶錄（3）

蘇聯的這個選拔幹部的原則，不但對於最高領袖是如此，對於各級領導幹部也是如此。阿爾巴托夫指出：“如基裡連科、契爾年科、波利揚斯基、謝列斯特、沃羅諾夫、索羅緬採夫、格里申、傑米切夫等等，雖然性格、觀點、履歷各不相同，但有一個特徵卻是相通的，那就是平庸。這些平凡瑣碎之輩之所以能夠爬到如此之高，在一個偉大強國中佔據如此要職，只是由於斯大林專制制度造成的特定歷史條件罷了。”“他們熬過來了，從複雜坎坷歲月的眾多彎道中走過來了，是因為他們沒有屬於自己本人的堅定信念；他們之所以浮到上面，首先是因為地位比他們高的人沒有把他們看作是競爭對手”。（第331頁）阿爾巴托夫痛心地說：“早在個人迷信時期建立的機制不僅把權力集中在領袖個人手裡，而且一貫有目的地把領導人的大多數有競爭潛力的對手在距爭當領導人還很遠的時候就‘打掉了’。”（第267頁）“斯大林個人迷信，如果如實地說，他的殘酷的暴政、專制、專斷的令人最痛心的後果之一，就是他將國家的未來置於危險境地，其中包括使國家陷於整整幾代的軟弱無能的領導之手”。（第163頁）

在勃列日涅夫平庸的乃至低能的領導之下，更錯過了不少時機。這裡只說一件事：那時，世界上正開始一場新的科學技術革命，阿爾巴托夫等有識之士多次提出需要採取一些緊急措施，以免被拋到世界發展的後面。他們向上面提交了一份長達一百三十頁的檔案。阿爾巴托夫回憶說：“後來我才明白，全部問題在於領導不準備在經濟上進行認真的變革，而且根本就不準備解決嚴重而複雜的問題。呈報的檔案正是在這方面簡直使他們惱怒，因為他們期待的是某種‘平穩’得多的、圓滑的、宣傳性的、滿篇好話的東西。”（第217頁）後來戈爾巴喬夫看到了它，稱它為“一個有意思的檔案”。可是時間白白過去了二十年！問題更加重了。

阻礙改革程序的因素，一個是意識形態的成見。阿爾巴托夫指出：“蘇共二十大後形成的形勢可以概括為：黨宣佈了斯大林活動中的錯誤和罪行……但與此同時，大家認為，並常常說意識形態本身、列寧之後的社會主義概念和黨的路線本身一直是正確的。”（第74頁）他還指出：“至於說到較廣大的社會階層，那麼在這裡改革的經驗也雄辯地證明，意識形態上的成見和阻力也起了很大的消極作用。說實在的，我國宣傳工作幾十年，灌輸的社會意識——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對所有制和社會公正的膚淺的、有時是歪曲的理解——回過頭來都打到了改革者頭上。因此最先進的經濟學家早就提出的那些思想長期以來在社會公正那裡簡直得不到支援，而往往被曲解。”為了破除這種阻力，他呼籲：“我們必須停止把由官僚們管理的國有財產說成是屬於每個公民的公有財產。我們必須讓私有財產具有合法地位。”（第296頁）

還有一些人反對改革，其目的不過是害怕喪失自己的既得利益，害怕喪失自己享有的特權。阿爾巴托夫指出：“他們實際是在保衛專制秩序，更精確地說，是在保衛他們自己的權力和特權。”（第191頁）“特權”是怎麼一回事？他說：“革命以後，由於我們的困難的生活條件，特權一直是保持極權統治的有效工具。特權不僅僅是收買黨政軍領導幹部的一種手段。存在特權這一事實本身也使黨政軍領導幹部害怕失去特權，並大大降低他們的生活水平。特權是保證服從和上層的一致的十分有效的辦法。他們的負面是容易引起得不到特權人的嫉妒和仇恨。特權只有在保密的情況下至少是作為生活中不受注意的一個方面，才得以存在下去。”（第115頁）“我確信，這是斯大林故意採用的政策，目的在於收買黨和蘇維埃機關的上層，使其落入某種連環套之中。這是一種路線，旨在藉助於直接收買，藉助於灌輸丟掉職位就丟掉特權、失掉自由甚至生命的恐懼思想，從而保證官員們絕對聽話，並積極地為個人迷信服務。”（第312頁）不僅這樣，它不僅當時能夠為這個權力結構正常運轉服務，還能夠為抵制改革、保衛這結構永世長存服務。阿爾巴托夫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也是一個享有特權的高階幹部了，卻並沒有讓特權收買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