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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鍾馗看成鐵面無私、一身正氣，是廉潔公正的形象，不會萌生向他行賄求他滿足非分之慾、庇護惡行的幻想。
我少年學畫時就開始畫鍾馗，從那時起就有人求我畫，或家裡有什麼不安不順，或家裡並無事只為保平安。後來我改行爬格子，還不斷有親戚、熟人叫我畫。我這幾十年，所畫的鐘馗畫像已不下百幅。說老實話，我畫鍾馗筆墨技巧並不怎樣，也不是迷信自己畫的鐘馗有什麼“神力”，更不借有人索要而乘機欺矇牟取什麼利益；我總是有求必應，從不講代價。這是因為總覺得求者懷的是正當的企望，我給他們畫，至少能給他們一點鼓勵、一點精神安慰，對他們起點望梅止渴的作用；再則，所畫的每幅鍾馗像上總要題寫“浩然正氣”、“除邪懲惡”、 “正氣凌邪” 等字，將鍾馗當做人，作為現實人生中為人的表率，加深人們對正義、正氣的印象。所做這些有多少作用，當然難說，但終究表達了我的一點願望。
民間迷信鍾馗，是把他當做正義的維護者，可以折射出人們對正義的嚮往，是迷信中健康的傾向。然而，國民這種伸張正義的嚮往，主要是把希望寄託在作為神的鐘馗身上，是將鍾馗當做上帝；這種心態反映在現實生活中，就是盼望出清官；不是將鍾馗作為堅持正義反對邪惡的楷模、榜樣，不是自己主動地也效仿鍾馗精神身體力行，不是成為堅持正氣的一員，缺乏正確的公民意識和獨立的人格意識，總盼望天上掉下餡餅來，總甘願把命運交給救世主，是一種不依附不行的天性。依附總是沒有自己的方向，正是*事業的發展和捍衛自身*艱難的根源。
感受主席臺
能上主席臺就座是一種地位和榮耀的體現，這幾乎成為當代國民的共識，成為一種已經普遍形成的觀念。
作為家鄉中學校友，參加了兩次校慶，回想校慶大會主席臺排座，覺得頗有些值得品味的東西。
頭次是1992年的五十週年校慶。那次慶典的大會，主席臺上坐的大體是三種人，一種是學校創辦人沈九如先生的親屬、歷任老校長和現任校長，一種是縣裡分管教育的領導、教育局領導及鄉鎮黨政領導，還有一種就是歷屆校友代表。當時我不夠資格上主席臺，是坐在下面的。主席臺上是否有校友中成了教授或者全國勞模的，似乎不甚突出，沒給我留下明確的印象。
母校原是隻有初中，後又添了高中，再後來又分成初中和高中兩校。2002年10月，兩校聯合舉辦了建校六十週年慶典。我預先專門要了個車去宜興丁山，挑了一對大花瓶做賀禮直接送到學校，具體負責校慶事務的一位副校長接待我時閒談說道：“這回校慶主席臺上排位置是個難題。” 在我聽來，這似暗示我要有上不了主席臺的思想準備。按照當今慣例，行政廳級以上，職稱教授以上，一般要受特別抬舉。我已經於1995年評上正高階職稱，已具有那種慣例的資格，該屬於坐主席臺的上賓；只是我三個月前又已離崗退休了，自認應打點折扣，不坐主席臺倒也釋然。然而校慶那天，倒又出我意料，被報到名字要上主席臺就座。我是作為專業上有成績的物件。這次光臨的領導，比十年前那次級別高得多，也多得多，我能上主席臺，倒是確確實實感受到，校組織者眼裡知識與人才的分量加重了。校慶紀念冊裡，逐一介紹從母校走出去而有成就的校友，排列順序是按畢業時間，時任國家文化部副部長的潘震宙比我晚一屆，就排在我後邊，這裡體現了平等。
我還是覺得校慶設主席臺排座這種形式不可取——當然不針對母校這次校慶，而是指一種瀰漫於整個社會的主席臺排座風氣。
平時從電視或新聞圖片上看到，西方國家開會，或是誰要講話誰走上講臺，講臺上沒有凳子可坐，講完就得走下講臺；或者是像聯合國安理會討論問題那樣，圍成圓桌，不分主次。這就在會議這種形式上消除了等級。中山先生領導辛亥革命實行共和，以及“五四”新文化運動，都致力於消除封建等級觀念，記得新中國建立後，即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無論學校還是鄉村、城市黨政開大會，主席臺都只有兩個人，一個是執行主席即司儀，一個是輪到講話的人。
後來不知怎的臺上座位越排越多，多到滿臺都是 “主席”，有幾十甚至上百人。臺上坐幾排“主席”，前與後、中與邊，論資排輩，不能有半點差錯；否則，總有這個心裡不舒服那個不滿意。坐在臺上就比坐檯下的高一等，前排、後排又分等，主席臺成了劃分級別的一種程式，強化著人們的等級意識，這難免會使人聯想到水泊梁山忠義堂交椅排老幾。“五四”要批判的等級觀念，不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