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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意識偏重，就往往離開法律和章程的規範，成了某些個人的權力；就會捨棄甚至違背根本目的，而轉化為個人物質利益或精神滿足的手段。“疏”和“理”是服務，需排除個人私慾私念，有真正受人民委託辦事的公僕態度，從大局公共的利益出發，從儘可能完美與和諧的目的出發，需進行深入細緻的調查研究，尋找科學的規律，做複雜細緻的工作，化不利為有利。
然而，願意潛心於“理”的人究竟有多少呢？不僅僅當官者如此，普通國民也普遍有這種要管人用權的慾望，有限制、指揮、主宰別人的潛質。在當今，人們很善於把自己的職責、服務的責任異化成權力。你官員有官員的權，可以化服務為關卡，雁過拔毛；我醫生也有我醫生的權，可以化*方、動手術的人道主義工作職責為謀取額外好處的手段；他教師也有他教師的權，神聖的靈魂工程師可以將輔導差生、發展少先隊員、上課指定回答問題、安排座位都化為取利的竅門；甚至機關食堂賣菜的也有“權”……早在二十多年前，我在縣級機關食堂吃飯，那領取飯菜的窗洞裡，手握長柄鐵勺的廚師給人打菜時，總是先探頭看一下外邊買菜人的臉，再決定這勺子打菜的數量該多還是該少，如果紅燒肉，是多給瘦肉還是多給肥肉；還有搶手的品種不多時可留給熟人、有職務的人。有一次，有個局長的孩子帶鋼精鍋去買熟菜，食堂燒飯師傅從洞口一探看，就問：“你爸在家吧？”孩子回答說在，他就往那鋼精鍋裡打得比給別人的雙倍還多，收四張一角的菜票，又找給兩張兩角的，並對孩子說：“你跟你爸說一聲，我晚上要找他呢。”顯然，這長柄勺子也是一種權力的工具，如同局裡的公章或局長的簽字，也可以以權易權使用。這個例子，在今天看來小得如同沙粒塵埃，但說明了權力意識滲透的程度。這種善於將底層服務職責化成權力使用的意識，放大了就是特權意識，甚至是專制意識和*意識……
當今各行各業都挖空心思創造將服務將職責化為權力謀個人利益的奇蹟，可以說是一種全社會風氣*，令人喪氣。然而，我們又不能不承認，那些醫生、教師、甚至廚師的*，都是首先由官場權力*引發而蔓延的，官場權力膨脹，人們利益受到侵害，覺得不公，產生不平衡心理，於是從自己的職業中尋找補償，可以說是一種被迫的選擇，誰不這樣便成了大家譏笑的傻瓜、肉頭——當然道德情操高尚者可以堅持操守，然而如今人們的道德堤防受到金錢物質的強烈衝擊，能堅持者實在是鳳毛麟角，生存十分艱難。這就形成一種惡性迴圈。
關於堵與疏的覺悟，當然需要整個民族文化心理的改善，但首先要解決好領導幹部用科學*方法選舉產生，並建立嚴密的民眾監督機制，否則有*的可能性的人實在太普遍了，*隨時都會萌生、蔓延。
“牽牛花”性格
昂首自視高，全憑攀附招，
一朝失依靠，伏地也是草。
讀了這首小打油詩，恐怕首先要想到官場。官場為什麼會有 “牽牛花”品性的人？這是封建社會選拔人才的制度鑄模鑄出的“鑄件”。
封建王朝選拔人才，就是選拔當官的，是由上級物色選用、提拔。被選拔的物件是儒生，雖然飽讀詩書，腹有“治國平天下”的經綸，當官對其中絕大多數來說，不僅是就業出路、生存的保證，也是為了飛黃騰達，做人上人，能錦衣玉食，能光宗耀祖，實際上個人出路還是放在第一位的。隋文帝建立科舉選士制度，願望是為選“文才”；然而科考取士其實是少數主考官說了算，考試舞弊也是歷朝不絕，仍是由上司主宰。科舉及第後，官職要往上升，更要上級決定。於是，儒生們的希望就只能寄託在有權選拔“人才”的上司身上，上司就是他們的靠山，就是他們的救世主。這不僅僅存在於意識，也深埋於潛意識，成為他們遇事選擇的本能反應。在他們當官後所有的作為中，不斷要面臨道義和上司意志的矛盾，時時面臨抉擇，一些有良知者也許會費心機使兩者儘可能統一，但為數不少的人只會選擇上司意志，而視道義如糞土。因為他們的終身職業就是做官，不牢牢攀住上司，就不能升遷，或者會降職，甚至有可能丟飯碗。所以除按上級意志辦事外，還要私下對上級搞感情投資；作感情投資需要資本，這就不能不另開財路，不能不受賄索賄。
靠攀附在官場一帆風順者，大都是有兩重性格、兩種形象：一是對上司，是陰柔，是綿羊；一是對下級對黎民百姓，是陽剛，是猛虎。當然，他們在上司面前做綿羊，精神總是受壓抑的，就必須要找平衡，要找宣洩的出口，因為有權決定下級和黎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