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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師範大學有位民俗學教授卻說：“我們對自己傳統的節日保護得不夠，宣傳得不夠，尤其是對傳統節日的文化內涵繼承和弘揚得不夠。”這位教授想以宣傳來“保護”傳統節日“弘揚”其文化內涵，真是天真得令人笑得噴飯。如今的宣傳都是現代手段，大力宣傳的許多內容，都比端午的文化與現實與時代聯絡緊密得多重要得多，宣傳學習雷鋒不說，學習徐虎、李素麗、孔繁森，又究竟有多大實際效果，這位教授似乎一點感受不到。傳統節日原是民間自然形成的，其興與衰以及其內涵的變化，都是社會發展和變化的客觀情況決定，這是客觀規律，古代是沒有當代這樣多宣傳工具，也沒有這樣的宣傳意識，不是靠刻意宣傳繼承弘揚的，研究民俗學的學者總不至於連這點最起碼的常識都不知道吧？
當前國民對傳統節日淡漠，對舶來的節日熱衷，其都有忽視文化內涵只重形式的淺薄傾向，但這是大環境造成的。我們先要分清哪些真該繼承而又可以有效弘揚。如果是不符合科學*精神的，被捨棄有什麼不好？研究民俗的“學者”、“教授”們，咱國家制度優越，你們有高職稱高工資，要麼在書齋裡安心整理、蒐集那些 “寶貴資料”，要麼改變一種思維方式，多做些對傳統文化性質的審視、分辨和鑑別工作，別再從概念出發膚淺地吹奏傳統文化一律要繼承弘揚的喇叭了，若要立宏圖大志為繼承弘揚傳統端午節文化內涵宣傳，那猶如想象自己的雙手好當翅膀能夠飛上月球，不是尋求文明先進，而是迷戀愚昧。
本文開始所提及的南京某中學學生關於屈原所鬧笑話的報道，顯然並不真實，是“創作”出來的，十足的相聲演員的臺詞，也可見，那些為繼承弘揚端午文化內涵的人們在用一種極其油滑的技巧，因而也是一種商人做虛偽廣告的心態。
至於申報端午節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即使成功了，又有何實際意義，難道僅為了以精神勝利法獲得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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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懂原形塑形象（1）
——國畫《公樸講演圖》創作過程
李公樸先生被稱為偉大的*戰士，是江蘇武進人。
2002年是他誕生一百週年，中國*同盟武進總支為紀念他，用紅木板做成高一百二十公分、寬八十公分的大型插屏，請盟員、雕刻家徐秉言鐫刻一幀李公樸先生的紅木淺刻像，贈送給坐落在武進的李公樸故居永久儲存。這得有適合淺刻的公樸先生國畫像，需先約請畫人物的國畫家專門創作。誰知創作這畫稿竟會選定我。我與公樸先生同縣，既覺得義不容辭，又感到幾分畏難：年輕時從事過國畫人物創作，改行搞文學已經三十餘年，雖業餘時間偶爾還以玩筆墨為樂趣，極少再去碰難度特大的人物畫，怕不能勝任；然而我粗讀過介紹李公樸先生生平事蹟的書本，初步研究過他關於*的著作，寫過一篇萬餘字的文章，對他深懷敬仰之情，又覺得不該放棄這項光榮而又神聖的任務。
創作畫稿，首先必須畫得像公樸先生。好在有一本介紹公樸先生生平事蹟的畫冊，有百幅先生在各個時期的照片，可以參考。我找徐秉言一起翻看畫冊，想選定一幅適宜改畫成國畫的照片。畫冊封面那張是公樸先生坐在藤椅上的，是抗戰初期“七君子之獄”，他在被關押時照的，大半身像； 泰然自若，可以說是以一種平靜中顯現無畏的神態；身穿棉袍，衣褶線條變化多，便於表現國畫筆墨味和淺刻的刀味。當時我們都認為符合思想和藝術、內容和形式、形和神的雙重要求，便選定了這一張照片改畫成國畫。
不久我參加一個會議，談及這事，有人認為，李公樸是社會活動家，性情豪爽，應該畫有動感的公樸，還建議以他騎在馬上的那張照片改畫。關於“有動感的公樸”的意見，對畫稿創作有一定啟發。但畫騎馬錶現公樸“好動” ，意見似乎簡單化了一點，並不能概括和包涵公樸作為*鬥士的主要性格特徵；我便重新醞釀畫稿的構思。要準確、典型、深刻地表現公樸的思想性格特徵，就必須先再讀李公樸，讀懂他，理解他、認識他，找出他一生中最突出的閃光點。
在研究李公樸先生關於*的論述時，他的*思想使我真正從內心承認了他的偉大。他一生最令人矚目的業績是為實現*做矢志不移的奮鬥，留給後代最寶貴的財富是*思想，他的生命就是為*獻出的，足以彪炳千秋，會得到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的公認和敬仰。我心中幾乎是將“李公樸”與“*” 這個詞兒完全等同的。重新考慮畫稿時，猛地意識到，以畫作為公樸造像，不僅形態要有動感，更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