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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藕植汙泥，乃賴沃土生。
離土身洗淨，可成盤中珍。
諸物同如此，何來不染經？
莫迷古人說，言當出己心。
再拾讓座老話題
關於公共汽車上讓座的話題，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起，直至今天，文藝和新聞已提過無數次，已成為從一個角度記錄國民素質衍變的歷史，前段明亮、潔淨，後段便漸漸灰暗甚至汙濁了。我近兩年也曾從不同角度寫過兩篇與讓座相關的文字。前幾天乘了趟公交車，忍不住又要重提這老話題。
我和老伴乘2路公交車去城市南郊，有座。右邊再稍後一點有一位戴眼鏡的女子，大約三十歲上下——因為與我同住一個新村，面熟。起點站，上車乘客都有座，但也沒了空位。不久停靠一站，只上來一位看上去有八十來歲的老人，抖抖巍巍的，行動遲緩艱難，見沒有空座位，只好一手吊住拉手艱難地站著。坐著的，僅我和老伴是六十多的老人，其餘都是中、青、少年。單單一個八旬老翁站著，真是令人揪心的場面。我目光朝四處掃射看誰會給老翁讓座，且特別留意那位同新村的女子。老翁就在她左前方，她目光根本無法避開他，卻只當看不見。其他乘客這時眼睛也似乎都一時失明瞭。如遇剎車，老翁定會摔倒，後果不可設想。我這個老人便站起來讓更老的老人了——其實我常這樣，難得出門乘車還總能遇到這樣可以“學雷鋒”的機會。我抬起身的那瞬間，我身後座位上一個十歲左右的男孩已站起身給老翁讓了座。我行動不如男孩那麼敏捷，慚愧。
車停過一站，又開動時，那位我同新村的女子手機響了，她與對方通話時猛地發現：“呵，我乘過頭了……”呵，老翁上車時她本就該準備在下一站下車，卻還熱戀著那座位，這下她要回頭走一站路了，真像冥冥之中有上帝盯著她、有意懲罰她。我這時真有點“幸災樂禍”，忍不住向我老伴評說了她，聲音很高，有意要讓周圍人聽到，企盼能喚醒人們的良知。
再到下一站，有個年輕孕婦上車，近前車門座位上坐著一位介於少年和青年之間的男孩，原先未給老翁讓座，這回見孕婦上車便馬上起身，我確信是我“多管閒事”的評說有了立竿見影的效果。然而一縷陽光剛顯現，就立即被一朵烏雲遮沒：那個孕婦坐下，竟一副理所應當的樣子，舌頭打個小滾的“謝謝”都捨得不說。我想，那讓座的青年或少年心裡肯定在怨我，覺得上了我宣傳的當。呵，我的呼籲、吶喊是這樣地不堪一擊。
我在一篇文章中說過，人世間好比一個黑暗的大廳，每個人都是一支蠟燭，良知是點亮的燭光。而在這裡竟是絕大多數蠟燭的燭光都熄滅了，都在麻木地維護黑暗。幸好有那個十歲左右的孩子和那個少年，雖稍遲了些但還終於點亮他們的燭火。也許因為他們是孩子，純真的童心尚未被汙染。然而在這樣的環境裡成長，是否還會一直保持著呢？像那個年輕女子，戴著金絲眼鏡，長相有模有樣，竟是如此地麻木不仁如此冷酷！那年輕孕婦，是那樣地毫無教養！在我看來，不讓座和接受讓座無表示，都是本質的“一斑”，都足以窺全豹。我若是用人單位的頭兒，單憑應聘者這一表現，就有足夠的理由不錄用，而不論他們其他方面條件有多好。不過我沒有用*力，用人單位的頭又不一定會有我這樣要求，所以那些人說不定偏偏就能穩穩享有各自的良好待遇。
這種良知枯萎，無論在讓座還是在其他方面，似乎已是普遍現象；而我們在總結估價時，往往還總習慣於用“個別”、“少數”，“絕大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的和比較好的”的框框不知還要套用到何年何月。面對這種“精神文明”的嚴重問題，我們應當震驚。迫切需要我們思考的是，怎樣不滿足於口號或者表面形式，而真花氣力採取真正有效的措施呢。過去公交車有售票員，還兼提醒乘客給老弱病殘讓座，車上還印有給老弱病殘讓座的宣傳文字或專座；現在換上投幣箱和刷卡機，司售人員也就純粹只管收錢不管公德了。可不可以說先進科技往往吞噬了公德？因為“重視”敬老，才有了敬老節，可是現今這種節日形式，與真正的敬老意識和日常敬老的行為之間，究竟又有多少關係呢？倘若要我向外國人稱“中華民族是禮儀之邦”，稱“中華民族有尊老愛幼的優秀傳統”，實在要臉紅心跳舌頭僵硬。
我們國民的素質與先進發達國家的差距會愈來愈大。我發在網上的一篇文章中曾說：“美國有位社會學家說過：21世紀社會發展的競爭主要是人的素質的競爭，而人的素質決定於教育的科學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