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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大害還是短害長益、小害大益。這就陷於了盲目膚淺，也就養成思維的惰性，只適應於接受現成的東西，懶得用心去科學地思辨。即使有先知先覺者打破僵化了的傳統，即使人們心理上也認可了，對於接受新的東西也懶得用自己的大腦思辨，依然盲目。傳統越久遠的民族，思想往往越淺薄。譬如，我們常說我們這地方歷史很悠久文化底蘊很深厚，並引以為豪；可是這文化底蘊深厚就一定值得自豪嗎？它對現實於當今人的生活，對時代前進社會發展文明的進步，究竟有何作用？譬如說我們有些地方常常驕傲地說，我們這裡歷史上出了多少狀元多少進士，甚至還在以新的方式為他們樹碑立傳；可是這些進士、狀元中一個個對歷史對人民起過哪些作用？是有功還是有罪？對當今究竟有什麼意義？今天反覆張揚他們，是不是可能繼續不知不覺向後輩灌輸“學而優則仕”的思想？是不是客觀上起著重新肯定科舉制度強調應試教育的作用……關於這些實在的問題，到底有多少人想過？到底有多少人說得清？
對於五隻猴子的實驗，上海師大教案上有個精闢的結論：任何理念發展到一定階段，不去反省它就將失去價值。這結論是睿智的發現，我贊同，但我也要補充：不僅失去價值，而且還會成為認識真知的障礙。上海師大的教案還由之認為，“中國教育的傳統太強大了，因此中國的教改太難了。”是啊，形式翻新已翻得人眼花繚亂，實質究竟改變了多少？其實這種“太難”，又豈止教育！
教“子”何方
瀏覽“海內留青第一家”徐秉方的作品集，見一件他自己創作畫稿自雕刻的《教子圖》：一簇披掛的竹子枝葉下，一隻公雞在教兩隻小雞啄蟲。我竟被那個“教”字觸動，聯想一些並不密切相關的問題。雞的“教子” 只是教覓食；而人呢，就不僅僅是這個層次。
*說我們最大的失誤是教育，是指思想道德教育，是塑人樹人的失誤。道德嚴重滑坡已是不爭的事實。按理說，隨著科學技術的迅猛進步，思想道德教育除了可以透過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著手，報刊雜誌和書籍出版品種比“*”前增加了數以百倍乃至千倍，又有電視、網路的普及，形式、辦法、渠道比原本不知多了多少。而且政令、輿論強調了一次又一次，採取的措施一條又一條，按理措施夠多的了，若說不重視，可是太冤枉了。然而，從建國初期開始的“憶苦思甜”式的 “學雷鋒”式思想教育一成不變，不僅 “小和尚” 早就連經都不念了，即使作這類報告的和在報刊上寫、編這類文章的，講的人和寫的人自己又相信這有幾分效果？許多人——尤其是年輕人，思想覺悟、道德面貌、價值觀念、人生態度，都越來越使人難以理解。
前年秋天，有一次我與一批人在一起吃飯，一個三十六七歲的男子，在撥弄一隻新買的手機玩耍炫耀。那手機是高檔的型號吃香的款式，得五千多元。這已經是他第四次換手機，每次更換都是最新款、最高檔次、功能最多且是在價格最高的，累計花掉已超過兩萬元，然而他並不富有。在他看來，他是代表新潮、時髦、現代、洋派。那回見他撥弄手機，我忍不住說，這樣趕時髦換手機花這麼多錢不值得。他回我竟有一套理論，說我消費觀念陳舊過時；另外還有個同盟軍聲援他反駁我。也巧，我剛看過一張《報刊文摘》有篇介紹美國人怎樣消費的文章，還正在我隨身帶的公文包裡，便隨即取出來唸了一遍：聖誕節前，美國各商場都降價三天，大多數家庭都全家出動排隊買廉價物品；美國人不追求手機的款式，認為手機僅是為通話方便，那種麵包式大哥大至今仍有許多人在使用；有的夫妻進商場分開尋找商品要聯絡，為省話費，只用對講機……美國人收入比中國人高得多，生活卻注意節儉精當，不為虛榮花錢。我念了報紙，那兩位便沒詞了。沒詞說明他們認輸了，當然，認輸還不等於他們從此觀念轉變虛榮消除。不過這可以說明，比用李素麗、徐虎為例的傳統說教說服力強得多。
因此我想：我們能不能打破本土視野侷限，從發達國家尋找思想道德教育的參照系呢？譬如有文介紹，德國公務員收入完全可以買汽車，但一般還是不買，即使買了，平時停在車庫裡，上班坐公交車、地鐵；假日才開著車子一家子到野外去度假。他們不坐小車就沒有失身份、沒地位的心理，相反認為作為公民應有自覺減少汙染保護環境的責任；德國前總理施羅德在職時，也因為節約開支，而私人活動用舊的簡易轎車，只住八十多平方米的房子……發達國家的公民，以行為準則體現精神文明的程度與物質的文明是同步，他們的榮與辱、尊與卑，是以他人、以群體、以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