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慾望，真信佛教義的不多。我們在大力提倡先進文化，可是對於哪些是先進文化，哪些是落後文化，我們究竟做了多少實實在在的分辨工作呢？若是該繼承的精華不思繼承，該批判淘汰的糟粕卻在被創造性弘揚，是否是民族文化的一種墮落？
從尋找冠狀病毒源認定果子狸為“宿主”，我們的醫學科研工作者確實作出了貢獻。然而將果子狸定為“元兇”，這就違背了科學精神，極不公正。果子狸無論是主觀意識還是本能，都沒有向人類行兇。這個“元兇” 的結論把人的責任轉嫁到果子狸身上，對決策者有誤導作用。人吃果子狸會惹出SARS之災，與*、注射毒品染上性病、艾滋病，我辨不出有多大區別。我們對*和注射毒品開始採取強制措施了，可對好吃帶來的各種嚴重危害警惕了嗎？意識到客觀上在繼續縱容奢侈、*與殘忍了嗎？為什麼不能給吃立個法規劃個界限違者必遭嚴懲呢？
2004年春見有報道，鍾南山在一次新聞釋出會上呼籲，食客即使“不怕死”，也應為全社會著想而禁吃果子狸。省衛生廳公佈舉報電話，有效舉報出售六隻以上果子狸者獎勵三百元。已開始注意管食客們的嘴了，然而還只是衛生部門，處罰還太溫和，沒有從文化層面對食客那種變態心理進行深刻批判，更沒有嚴厲懲罰，更沒有制定嚴格法規對食客懲處，因而還會有別的動物成為果子狸第二、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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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臺新妝（1）
——“古琴臺三章”之一
古琴臺，又名伯牙臺，這是為紀念俞伯牙彈琴遇知音鍾子期而建。現存的琴臺，位於漢陽龜山西麓，月湖東畔。
我第一次到古琴臺是1980年初秋。依稀記得，那時只有一座僅三四米見方的石臺，有經雕刻的石欄圍著，其實是20世紀50年代重建的，倒也似乎有幾分滄桑感；四周盡是自然狀態的野外泥地和樹木花草，環境一點沒有人為雕飾。我當時也未發什麼思古之幽情，未因俞伯牙相遇知音鍾子期的典故而生什麼人生感慨，未萌生要寫點文字的念頭。如今回顧，覺得自己木訥、愚鈍，是個缺乏情趣的人。
去年“五一”黃金週期間去遊長江三峽，順便遊覽了武漢的一些名勝古蹟，又重訪了古琴臺。
二十五年後重見的，不再僅僅是那個石砌琴臺，不再有那片自然生長的樹林，不再有那種天然野外氣息，圍繞那個不足二十平米的石臺，已經新建了一組“古”建築群，庭院、園林、花壇、茶室，有用蠟像圖解俞伯牙與鍾子期的故事的 “蠟像館”，有刻有道光皇帝御書的“印心石屋”照壁，有漢白玉石的俞伯牙坐著彈琴的雕像，還有《琴臺知音》石雕等，變得好氣派。
那《琴臺知音》很刺眼：三個石雕人物，一個是俞伯牙，一個鐘子期，還有一個抱琴的琴童，俞伯牙和鍾子期相對弓背拱手作揖，兩人都似老態龍鍾的耄耋老人；而唯一的文字“依據”馮夢龍《警世通言》中《俞伯牙摔琴謝知音》所說，鍾子期不過“虛度二十有七”，俞伯牙也不過“年長一旬”。《俞伯牙摔琴謝知音》是小說，固然不能作為史實，畢竟是一代又一代讀者接受了的，除此未見拿出二人年齡的其他文字依據。這雕塑作者總不至於有特權不要依據任意決定他倆年齡吧？那雕塑的藝術造型，突破寫實，帶半抽象成分，身形各部輪廓都是方柱直線，是用現代意識造型表現古代人物，沒有半點傳統藝術的印痕。不知那雕塑作者是怎麼會構思設計出這樣一種場景的。馮夢龍小說中寫的，他倆僅見過一次，初見時 “上大夫”俞伯牙還瞧不起鍾子期呢，會這樣虛恭敬這樣作態一股酸氣嗎？從這雕塑看到的，作者不是準確地藝術地表現兩個人物形象，而是不負責任地任意地表現自己，是借俞伯牙、鍾子期石像附上自己的魂。幸好俞、鍾二人都是男性，如若是其中有一女性，作者是否會誇張自己的意念，將其雕塑成鞏俐在《滿城盡帶黃金甲》中那樣低胸大波凸顯*呢？
更令人愕然的是，在古琴臺建築群後院，還建了個茅草蓋頂的古琴臺涼亭，說是提供給情侶們談情說愛的場所，顯然是把“知音”的含義應用於男女相愛。這樣設計，不就是為了要吸引情侶們來買門票“談情說愛”嗎？所來“情侶”關係正當還是不正當，是否稱得知音，就無人管及了。知音相會難道得有個像當今流行的按摩、足療那樣的專門場所？“知音”這個中國文人視為“神聖”的詞兒，竟被用到了如此庸俗的程度！
從武漢回來後又聽說，“古琴臺”景點裡又添了一種椅子，遊客一坐上去就有《高山流水》的琴聲播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