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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思考者的風骨，甚至很自然地聯想到魯迅；隱藏在一篇篇小說背後的柏楊，卻是一個飽滿豐富的情感世界裡的柏楊，透過多是挾裹著血淚人生的情感潮汐，依然顯現著柏楊專注的眼光和堅定的思想。
以柏楊的短篇小說集《兇手》、《秘密》為例，柏楊的眼光專注於臺灣社會的底層生活，這是我閱讀的直觀感知。在他以各種藝術方式結構的短篇小說裡，幾乎全部都是掙扎在底層社會生活裡多種職業的普通人——業務員，公司職員，僱員，教授或教師，娼妓等。每個人幾乎都有痛苦到不堪存活的生存難關，都是令人心頭髮緊發顫的悲劇性人生。幾十篇短篇小說裡的百餘個各色人物的生活悲劇，勾勒成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臺灣社會生動、逼真的情狀，永珍世態裡的社會不公，虛偽奸詐，金錢和物質對人的形形色色的扭曲，讀來真有屏息憋氣汗不敢出的陰冷和慘烈。
《相思樹》裡寫了一個曾經負過傷的抗日連長，失業落魄，到處尋找打工而打不上工，連坐公交車的五元錢也湊不齊，到一個曾經在大陸時有交情的朋友開的飯館蹭飯吃，不料這飯館主人因入不敷出而破產，竟吊死在窗外的相思樹上。這位流浪街頭的抗日連長，面對吊死的朋友，思念起他的為他從骨縫裡掏出子彈的女兒。更令人慘不忍讀的是《路碑》，也是一位參加過抗日戰爭計程車兵，曾經在肉搏戰中用槍托打得日本鬼子腦漿迸濺的英雄，在妻子生小孩時需要一支三十八元的止血劑，而手中只有五元錢，到幾位熟人處借錢分文未獲，尤其是那個被他從日軍俘虜營裡救出的人，到臺灣後發了財，卻把他巧妙地支開了。他忍痛把孩子身上的毛衣脫下來送進當鋪仍湊不夠錢數，妻子因搶救不及死在產床上，他於悲痛到絕望時冒著大雨跑到抗日紀念碑前，把被日本鬼子刺傷的疤痕敞亮給天空和雷聲，撞碑而死。我讀至此，已聽到隆隆暴響的雷聲，已看到這位英雄撞到石碑上迸濺的鮮血，也分明看到石碑後柏楊憤怒的眼睛。他的吶喊，在那位抗日英雄腦袋撞碑的血花裡，如雷一樣轟響。
柏楊說，社會悲劇是時代造成的。上述這兩位抗日老兵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臺灣的人生悲劇，讀來令我觸目驚心，甚至有不忍不敢再往下讀的恐懼感。這樣的閱讀心理的發生，許多年已經沒有出現過了，類似年輕時讀維克多·雨果的《悲慘世界》和《巴黎聖母院》的情景。不單是我對這兩位在民族危亡時刻，以鮮血維護我們尊嚴的英雄的非人生活難以承受，更多的篇幅裡所描寫的普通人艱難掙扎的生活狀態，同樣使我透不過氣來。《進酒》裡寫了一位失業的大學教授，在完全的絕望裡發出無奈的天問，人生下來的目的是什麼？他自己的回答是，人與豬是一樣不可選擇的。《窄路》裡寫了三個少年時代的好夥伴後來的人生歷程，一個為求職做小學教員四處求情而不得；另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高材生，恪守道德和人的尊嚴而不甘低眉，落得窘迫而死，女兒於困窘無奈的境況下私開娼館，出賣自己；從馬來西亞回來的韋召去看他的朋友時，瞅見了淪為娼妓的朋友的女兒，已經沒有了羞恥感，其母（朋友妻）不僅和女兒一樣面對昔日的朋友毫無慚色，反倒咒怨丈夫生前給她什麼也沒留下……這種咒怨和控訴，與其說是對著死去的丈夫，毋寧說是對著那個時代裡的臺灣社會。《客人》裡同樣寫到一位受過高等教育的失業者慘不忍睹的生活情景。他於中國人傳統的端午節時買了三個粽子，那麼一小點花費惹得夫人生氣發火。夫婦二人卻誠懇地招待了處於飢餓摧殘中的一對父子。父親無疑也是一位有知識的失業者，竟然一連吃下六碗米飯，而不好意思夾菜。這些掙扎在飢餓乃至死亡線界上的公務員、教授等人的情狀，最自然最直接地揭示著社會對人的摧殘。而在一篇篇不事任何誇張和矯飾的沉穩的文字敘述裡，我感知到柏楊關注社會民生的強大思想，這種思想決定著他全部情感的傾向，就是不合理的社會里無以數計的不幸男女，他的眼睛不僅關注這層人群，而且十分敏銳和敏感。在我理解，正是這一點，決定著一個作家的基本質地，決定著他獨立存在的永久性，也決定著他的創造意義和生命價值的無可替及。
柏楊還說，個人悲劇是個性造成的。這句話是前一句話的另一面，構成柏楊審視社會和人生的雙重視角。《兇手》寫了一個嫉妒到極端的人的畸形心理。這種嫉妒不斷產生無法緩解更無法消除的仇恨，殘忍到連自己也承認為禽獸不如。柏楊在這裡展示出一種惡的人性，一種把卑鄙演示到極端的人性。《陷阱》更是人性惡的更深刻的展示，一個名叫錢國林的年輕人，為北洋政府上海特務機構供職，先設奸計誣陷他瞅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