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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如果試圖避開巨大的社會問題和當代非洲的政治問題，將是十分不恰當的。。”雖然我們這邊一直將阿契貝目為“亞非拉“兄弟，並且向來願意將他的作品理解為對殖民主義的控訴。但在這種政治和社會的表層之下，其實作者也關注到了在文化和道德的巨大變化之中，人有何為這一主題。而這種關注本身也構成了另一種層面上的預言，即在歷史程序的面前，也許黑非洲文化的衰頹不可避免。既然是不可避免的，那就沒有必要再去唏噓這種傳統和其衰頹過程的好與壞。所以關鍵要做的是，如何使作品中那些浸透了非洲文化殘餘因子的主人公去有所作為，並且最後發現這種作為本身是意義不大的，從而使整部作品達到一種悲劇主題，但是也恰恰是在這種展示歷史程序之不可選擇、個人命運之不可逆轉的悲劇主題中，阿契貝本意上要樹立的一種古典主義的英雄形象才會最終得以確立。
誠如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婉詞並序》中講到“凡一種文化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現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則其受之苦痛亦逾甚。所謂“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正因為在中國的文化脈絡和個人命運之間亦有過這樣的局面，所以讀阿契貝的小說，我們是可以有共鳴的。
比之於同為非洲作家的索因卡，那個在政治上有著難以抑制其自由呼聲的拜倫式人物，阿契貝的作品中更有種很沉潛的東西。他預言到了一個“一切都四散、再也保不住中心的混亂的世界。”但是既然一切都是被這樣推著往前走的，所以單純的呼聲肯定是過於天真的了。於是作者要做的，便是指明瞭這樣一條道路，關於在一個必然要到來的新的社會面前，如何尋找新的詞彙和形式，以有別於傳統意義上的那種呼聲，從而來真正的為自己的民族找到一個出口。
記得於堅好像講過一句話：“有一種黑是隻屬於非洲的黑。”剛拿到《人民公僕》的時候，就覺得那個黑色的封面其實也可以做這樣的解釋。並且讀了小說之後發現，這樣的封面無疑是得當的。作品中有一種很強的忍耐力，這種忍耐力是隻屬於非洲的，就像一種黑，也只屬於非洲一樣。封面上還有一個諾克文化的陶塑雕像，是那種不完全的自然主義風格，儘管其塑像本身是簡約明晰的，但其比例誇張，從而也構成了一種只屬於非洲的美，顯現出了一種獨特的，毫不含蓄的，沒有退路的審美取向。而這種審美取向反觀到作品的內容中而言，就是剔除了政治社會這樣的主題之外的，一種獨特而純粹的文字美學。畢竟非洲文學會多少遠離一些當代世界文學的那種風格化傾向，他自身有著一種與主流文化截然有別的特色，是阿契貝基於自己民族的苦難經歷而來的，並不易於被操作和模仿，從而也具備了可以衍生出多種釋讀的意義。所以脫胎自奈及利亞社會環境的這部《人民公僕》的確有著他本身不容置疑的價值。
《人民公僕》的故事內容本身極簡，講了一個自稱“人民公僕”的偽國家主義者南加，口頭上一切為了人民，實際上是為了保住部長的頭銜，跟自己原來的學生，政治對頭奧迪裡展開的一場你死我活的權利鬥爭。但是在這一場權利鬥爭中，阿契貝清晰的看到了在一個腦滿腸肥、貪汙氾濫的政權，一個人人都懂得“東西只有放在肚子裡才安全”並流行說著“你吃、我也吃，廢話少說”的政治氛圍裡，人自身怎麼會不可避免的變得市儈起來這一現實。阿契貝很少用苛刻的標準去看待政治，他也不屑整個西方殖民帶來的那種政治潔癖和繁文縟節。他關注更多的是整個人民比之領導者，更有過之的輕率和冷漠。因為鮮有人民把目前的危機放在眼裡，所以從這個角度講，他可以在《人民公僕》中驚人的預言奈及利亞緊隨其後的那場血腥政變，也是不足為奇的。因為一旦人民對各種方式的掠奪都無知無覺的話，那必然就將有事情發生，於是也可以說阿契貝寫到了一個必然的故事。當然這個故事非常平衡的一點就在於他是由奈及利亞本土作家自己下的定義，這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使國家再次成為西方殖民敘事的受害者，畢竟殖民侵害也不僅僅是戰爭這單一層面而已。
於是這部《人民公僕》也成為了阿契貝以伊博人民獨立前後的生活為題材的《四部曲》中的收官之作。之前的第一部是《瓦解》，講的是殖民者的到來和伊博族的瓦解、可以說是一個關於“英雄如何走向陌路”的故事。第二步《動盪》講了一個伊博族青年在殖民者“創造”的城市中的茫然。至於第三步《神箭》，則描述了基督教對奈及利亞部落文明的蠶食。
所以也可想見，在整個四部曲的創作過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