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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4］有些地區，兒童也參加商業活動。如江南舊曆十二月二十四日，是傳統的祭灶日，“小兒持紙畫灶神像，叫賣於市，言其去舊更新也”。［5］有人曾概述江南及北京的經商之風謂：“吳中縉紳士夫，多以貨殖為急，若京師官店六郭，開行債典，興販鹽酤，其術倍克於齊民。”［6］在一定程度上說，這也是全國商品意識活躍的縮影。世風薰陶所及，人們的價值觀念大為增強。時人曾慨乎言之：“世人遇一物輒曰：有便宜否？裡中沈生曰：汝家要便宜，卻不顧這人失便宜。”［7］
明朝幾乎與歷代王朝一樣，及至中葉，隨著經濟繁榮，封建特權加大，達官、富室的消費慾日趨膨脹，消費幅度驚人地增長，對於商品的追求，出現高、精、尖的趨向。江南園林的勃興，不知耗費了多少錢財！［8］松江的朱文石不惜“用冬米百擔買何柘湖峰石一座，名青錦屏，四面玲瓏……移置文園，特建青錦亭玩之”。［9］區區紙扇，到了明朝人手中，“皆尚金扇”。［10］當然，這也是大體而言。時人載謂：“今日本國所用烏木柄泥金面者頗精麗，亦本朝始通中華，此其貢物中之一也。”制扇名手“近年則有沈少樓、柳玉臺，價遂至一金，而蔣蘇臺同時，尤稱絕技，一柄至直三四金，冶兒爭購，如大骨董”。［11］所用“便面”，也極考究。王燧的《海棠便面》詩謂：“彩毫香染墨淋漓，寫得東風玉一枝。不似洛陽花譜見，香紅新雨溼胭脂。”［12］當然，這些比起富豪們所玩的古董，又可謂小焉矣哉。沈德潛述“時玩”謂：“玩好之物，以古為貴，惟本朝則不然。永樂之剔紅，宣德之銅，成化之窯，其價遂與古敵……諸大估曰千曰百，動輒傾橐相酬，真贗不可復辨。”［13］市場上對花卉的需求量越來越大。在北京，即使隆冬天氣，花匠在地窖溫室中，用特殊技術，培植出四時鮮花，投入市場。兩廣的奇花異草也傳至北京，如蛺蝶菊、紅水仙、番蘭、番柿等，並被移植宮內。時人有詩謂：“異卉傳來自粵中，內官宣索種離宮。春風香豔知多少，一樹番蘭分外紅。”［14］而花鋪中供應的象生花，更是巧奪天工，給人們帶來春意融融。陳鐸的小曲《小桃紅？花鋪》，生動地刻畫了此情此景：“象生妙手本行家，妝點春無價。蜂蝶相看索驚訝，會纏扎。鋪絨蘸蠟工夫大，海棠非假；薔薇不亞，幻出四時花。”［15］精細器皿及微雕作品的風行，典型地反映了明朝上層人士商品消費中對精、尖的刻意追求。晚明名士袁中郎曾專論《時尚》謂：“古今好尚不同，薄技小器，皆得著名……士大夫寶玩欣賞，與詩畫並重……近日小技著名者尤多，然皆吳人。瓦瓶如龔春、時大彬，價至兩三千錢，龔春尤稱難得，黃質而膩，光華若玉。銅爐稱胡四，蘇松人有多鑄者，皆不能及。扇畫稱何得之，錫器稱趙良璧，一瓶可值千錢，敲之作金石聲，一時好事家爭購之，如恐不及。”［16］微雕作品更使人拍案稱奇，歎為觀止。如無錫某工匠用僅有龍眼大的象牙雕成葫蘆狀，“中藏雜器數十事，皆象齒所造，微細不可數，用黑角小盤一枚，如當三錢大，然後傾葫蘆中物不內，則黑白分明，盤上有字曰某年某月某人造……中有浮圖一，長如粒米，亦有七級，每級就上斫一環，束之一水桶上，有連環作鐵索狀，每環圜轉相交，如麻粒大。其他如剪刀、琵琶、燭臺、鏡奩、爐瓶之類，悉如麻粒，而規制儼然。人玩時鼻息稍粗，則觸而飛起。”［17］又如天啟時常熟的“奇巧人曰王叔遠，能以徑寸之木，為宮室器皿人物，以至鳥獸木石，罔不因勢象形，各具情態”。他刻的描繪蘇東坡遊赤壁的核舟，因魏學洢的名篇《核舟記》而名播千古。［18］還有人用桃核製成桃墜，居然在上面刻了眾多的人物、風景。計有：僧四，客一，童一，卒一。宮室器具凡九，城一，樓一，招提一，浮屠一，閣一，爐灶一，鐘鼓各一。風景七處：山水林木灘石四，星月燈火三，而人事如傳更、報曉、候門、夜歸、隱几、煎茶，統為六。“各殊致殊意，且並其愁苦寒懼疑思諸態，俱一一肖之。”［19］另外，有人曾得到用山核桃製成的念珠一百零八枚，圓如小。櫻桃，刻羅漢三四尊，或五六尊，立者、坐者、課經者、荷杖者、定於龕中者、蔭樹趺坐而說法者。環坐指畫論議者、袒跣曲拳和南者、面前趨而後侍者，合計之為數500。蒲團竹笠、茶奩荷策、瓶缽經卷畢具。又有云龍風虎、獅象鳥獸、獍猊猿猱錯雜其間。尤令人稱奇的是，所刻羅漢雖僅如一粟，但梵相奇古，或衣文織綺繡，或衣袈裟，神情風致，各蕭散於松柏岩石之間，真乃藝術品之最，據載，“吳中業此者，研思殫精，積八九年，及其成，僅能易半歲之粟，八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