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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使犯人酒後醺醺然，昏昏然，面對斷頭臺、劊子手時，不至於感到太恐怖。這顯然是具有人道主義精神的。這種古刑場上充滿悲壯色彩的遺風，一直延續到現代。我清楚地記得，1950年，我在江蘇省建湖縣上岡鎮讀初中。這年秋天，槍斃了原籍是該鎮的一名罪犯，叫楊兆龍。刑前，執法人員按老規矩給他一大碗酒，四樣小菜。他把菜吃光了，酒喝完了，卻猛地站起身來，一腳將小飯桌踢翻，碗碟頃刻化為碎片。這名死到臨頭仍作惡的傢伙，當然只有一個結果：使自己本來已是最壞的下場，變得更糟。此刻，我的眼前仍然清晰地浮現著38年前刑場上那難忘的一幕：雙手反綁，戴著瓜皮帽，穿著長衫的楊犯，被執刑者喝令向前飛跑，突然間，槍聲響了，楊犯的瓜皮帽應聲飛起一丈多高，他隨即倒下。人們議論紛紛：他的帽子怎麼會飛起一丈多高？有人立刻說：你沒瞧見那大兵（按：指執刑者），把子彈頭拔出來，在鞋底上擦熱了，然後才裝上去開槍的？他肯定用的是開花彈，楊兆龍的頭一定是被打炸了，在反作用力下，他的帽子才會飛起來。誰教他死到臨頭還不知好歹，踢翻飯桌的？活該！——聽他這一說，我隨著人流擠過去看個究竟，果然，楊犯的頭部除了耳朵還健在外，其餘部分，早已是血肉模糊，腦漿亂淌。我想，倘若當時阿Q在場的話，大概會說：“媽媽的，不如殺頭好看”的吧？嗚呼！這幕現代臨刑酒及腦袋開花的活劇，顯然是明朝人做夢也不會想到的。
五、酒與妓
嘉靖時作家薛論道，曾寫《桂枝香？嘲酒色》謂：
黃黃肌瘦，腔腔咳嗽。做嫖頭夜夜扶頭，好飲酒朝朝病酒。兩件兒纏綿，無新無舊。恰離酒肆，又上花樓。閻羅請下風流客，玉帝封成酒色侯。［65］
這支小曲辛辣地嘲笑了酒鬼兼色鬼，最後兩句，更是幽默形象。這就為我們道出了一個最簡單不過的歷史事實，不僅酒樓通向花樓，而更重要的，幾乎所有花樓同時也是酒樓。這些“風流客”、“酒色侯”最後的結局，多半隻能是身揣酒葫蘆，“死在牡丹下”，那是他們死得其所，當然怨不得別人。從明朝人的小說、戲曲、筆記、野史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沒有酒，像蛇菌一樣顯現其誘人色彩的社會毒瘤——妓院，恐怕早已黯然失色，關門大吉，改為六陳鋪了。在明朝，圍繞著酒與妓女，演出了多少令人難忘的悲喜劇，從而在明代社會生活中，深深地打上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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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節：酒與皇帝（8）
弘治年間，有位張智，是御史，淶水人，因貪利，從某鹽商那兒颳去很多油水。有一次，同道御史劉堯往淮安、揚州公幹，張智便跟劉堯說項，請他開後門，支鹽給這個鹽商。劉堯當場拒絕了。張智便與此鹽商密謀，假惺惺地在城外鄭家花園設宴，邀請劉堯入席，聲稱為他餞別。劉堯不知有詐，如約赴宴。等到他在連連勸杯聲中被灌得迷迷糊糊時，張智又推出妓女，與劉堯廝混在一起。按照明朝的官樣文章，是禁止官員宿娼及挾妓飲宴的。如“宣德三年，怒御史嚴皚、方鼎、何傑等沉湎酒色，久不朝參，命枷以徇。”［66］次年（1429）八月，宣宗又論禮部尚書胡（1375—1463）說：
祖宗時，文武官之家不得挾妓飲宴，近聞大小官私家飲酒輒命妓歌唱，沉酣終日，怠廢政事，甚至留宿，敗禮壞俗。而禮部揭榜禁約，再犯者必罪之。［67］
史稱這是“革官妓之始”。惟其如此，張智和鹽商又預先找了幾個光棍，冒充緝事校尉，這個時候突然鑽出來，要挾劉堯，拿出一千兩銀子來，否則就將他挾妓夜飲的醜聞嚷出去。劉堯走投無路，張智卻在一旁假充好人，故意說：我與某鹽商很要好，讓他拿出一千兩銀子來，他到淮安、揚州後，允許他支鹽就行了。劉堯被迫，只好答應。張智卻從這一千兩銀子中，分得一半，揣入私囊。而商人到淮安後，因準其支鹽，所獲厚利，又豈是這千兩銀子所能比擬的，而且出入無忌。事後，劉堯越想越怕，擔心終將敗露，“遂引刀自刎而死”。你想，好端端的一位朝廷命官突然自殺身亡，怎能不引起社會的強烈關注？“科道交章劾其故”，在朝廷的干預下，最後終於真相大白，“乃寘智等於法”，［68］將張智和鹽商開刀問斬——透過這則比較冗長的故事，我們顯然可以看到，妓女和酒，實在是張智陰謀中的重要環節，如果沒有這個環節，張智的罪惡陰謀未必能得逞。妓與酒之為禍，亦可謂大矣！
世間有悲劇，也有喜劇。不準官員挾妓飲酒的禁令，明中葉後，形同廢紙一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