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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道三家合流，或三家尊其一。雖然儒學勢力最大，支配的時間最久，但孔子畢竟沒有成為通天教主，封建地主階級的政權，更是政、教分離的。因此，在老百姓的心目中，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的君權，與虛無、遙遠的蒼天，畢竟還沒有完全畫上等號。這一點，反映在每一個封建王朝的末朝，隨著社會矛盾的尖銳化，一些在野的憤世嫉俗的地主階級文人，在捶胸頓足之餘，常常罵天罵地，以洩心中塊壘。元曲中不乏這樣的作品。明末文人的詩文中，也不難找到這樣的例項。如，崇禎年間杭州文人周清原（別署濟川子）在其所著平話小說中，就赤裸裸地罵道：“蒼天眼瞎！”［19］但通觀全書，正如阿英所說，“此書寫作，其主要目的，在攻擊當時政治的窳敗，發洩自己不遇的悲憤，擴大封建道德影響，如斯而已”。［20］顯然，我們不會因為周清原罵了老天爺，就在他的思想上冠以革命二字，甚至給他戴上“哲學”博士的高帽；如果再據此譽為農民的革命思想，就更屬荒謬絕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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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節：“擬桃源”解（1）
那麼，“邊調曲兒”，又是誰作的呢？我認為，正是艾納道人自己。《豆棚閒話》書末的“總評”中，有謂：“艾納道人，胸藏萬卷……下筆不休，拈義即透，凡詩集、傳奇，剞劂而膾炙天下者，亦無數矣。”可見此公是長於寫詩的；就此書中的若干詩看來，也確實證明他是頗有詩才的。但是，就“邊調曲兒”而言，也算不得什麼驚天動地之作。實際上，正是艾納道人將元人著名雜劇《感天動地竇娥冤》中的一支曲子，改頭換面寫成的。現將此曲抄錄如下：
〔滾繡球〕有日月朝暮懸，有鬼神掌著生死權，天地也，只合把清濁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盜蹠顏淵：為善的受貧窮更命短，造惡的享富貴又壽延。天地也，做得個怕硬欺軟，卻原來也這般順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為地！天也，你錯勘賢愚枉做天！哎，只落得兩淚漣漣。［21］
我想，只要我們將“滾繡球”和“邊調曲兒”稍作比較，是不難看清兩者之間的傳承關係的。
三、“擬桃源”解
清初史家黃宗羲在《王義士傳》一文中寫道：
溫州有徐氏者，丙戌間約其徒侶數十人……躋雁山之頂，架屋數十，塞斷道路，以擬桃源。去今三十餘年，無人知其生死如何也。夫桃源亦淵明之寓言耳，今武陵之桃源，無人不可到，而云漁人復往，迷不得路，豈其秘於昔而顯於今與？其說既窮，則以黃道真實漁人，與劉、阮無異，非人間世所有；是徐氏之擬桃源，亦誤也。［22］
這裡，黃宗羲對陶淵明筆下“桃源”的詮釋，以及溫州徐氏之舉的理解，都是不妥的。此點，擬放到本文最後部分討論。需要指出的是，黃宗羲的這段記載，很有史料價值；它觸及到原始社會氏族公社殘餘的微光在明末農民戰爭中的閃現問題，值得我們探討。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第二編第一節論及“氏族公社或農村公社”時指出：“所有開化的人民都帶著這種公有制或者帶著它的非常顯著的殘餘而進入於歷史中。”世界各國的歷史表明，氏族公社是人類的必經階段，它的殘餘，長留在階級社會中，直到商品關係的高度發展足以促使它消滅為止。
氏族公社的殘餘，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中，有什麼表現呢？已故史學家陳守實教授生前在研究漢末、北魏隋唐的歷史時曾指出，當遊牧族入侵或其他大規模軍事行動爆發後，中原地區的社會秩序發生極度的震盪，生產力水平嚴重下降，在植根於自然經濟機體上的封建社會內部，往往出現了回覆到氏族公社歷史舊型上去的，共同生產、共同消費的共同體。按其類別，可分為“桃花源”式的道家和倫理主義的儒家兩種。它們的壽命雖然是短暫的，但對中國封建社會有種種影響，顯示了氏族公社殘餘在階級社會中持久的生命力。
陳守實先生的見解，對我們很有啟示。考察一下明清之際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在明末農民戰爭中，同樣可以清楚地看出氏族公社殘餘的某些歷史痕跡。
明末，各地有大量的山寨、堡塢。在北方、西北邊境地區，為了抵禦遊牧族的侵擾，從明初特別是明代中葉起，築堡禦敵，聚塢而守，十分普遍。至天啟、崇禎間，農民大起義的烈火，頓成燎原之勢，各種山寨、堡塢，更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其中，除了在北方邊境地區，有一部分是原有堡塢的繼續使用或改建、擴建外，絕大部分都是在不同地區的特定階級鬥爭形勢下新構築起來的。按照階級分野，一種是由地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