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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得不夠，我就得沉預設輸。我無法告訴別國的人怎樣去維護人權。
愛德華·弗裡德曼的論點是：“文化主義的態度全是政治和偏見……維護人權靠行動，不是靠言語。”道義上自以為是的語言以及無道德的自我服務的政治行為會使自己的信譽和資格成問題，從而讓中國更易於規避人權問題，在人權問題上也更難於批評中國。弗裡德曼的誠實和勇敢是值得高度稱讚的，只可惜他坦率的理由大有問題。美國政府沒有資格，但不能因此就說一位獨立的知識分子也沒有資格。只要你是真誠的和問心無愧的，你就沒有必要每次都先評論美國的人權狀況然後才評論中國的人權狀況。
人權與人禍（9）
遺憾的是，弗裡德曼沒有認識到，目光狹隘和文化偏見不僅包括那種自稱某些價值觀獨一無二的說法（文化主義的態度），而且也包括那種自稱某些信念普遍適用或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說法（普適主義的態度）。對待民主制的“文化主義態度”可能是出自某種型別的鼓吹獨特性的目光狹隘和文化偏見，但另一種型別的鼓吹普遍性的目光狹隘和文化偏見可能也是一種隱蔽的“文化主義態度”。那種自稱人權和民主有獨特性的說法固然是目光狹隘和有文化偏見，可是又怎麼能在邏輯上得出結論說，那種自稱人權和民主具有普遍性的說法就不是目光狹隘和有文化偏見呢？看來弗裡德曼很敏感，努力避免“錯誤地想象我們未經核對的偏見……是看待真理和正義的唯一正確視角”，但他仍然認為普遍性是不言自明和無須證明的。因此他沒能意識到認知上的“心理陷阱”或一種隱蔽的“文化主義態度”使他只走了一半路說“目光狹隘是普遍的”，而沒有再走另一半路看到“普遍性的說法也是目光狹隘的”。也許“人權普遍性”在弗裡德曼看來是明顯的，可是“文化認知心理學”（如本章開頭所展現的那樣）表明，“實際上更加明顯的是，表面上明顯的其實並不那麼明顯”。⑥
正是由於同樣的認知上的“心理陷阱”，弗裡德曼用自私來定義個人主義並且斷言個人主義在中國是與集體主義一樣地普遍。他還認為亞洲並沒有建立在集體主義基礎上的獨特性。亞洲的獨特性事實上不是建立在抽象的集體主義基礎之上。在西方，個人主義來源於個人主義自身的合法權威，因而能否定所有形式的社會義務，但在中國卻並非如此。個人很少能選擇造反來不顧他們親生的家庭和社會關係網路。
西方人將集體主義抽象化，就讓人看不見本書第二章以及《地理思維》一書中所談到的中國人有人情的（而不是非人格的）、注重關係的（相互依存的）、有群體感的（而不是對群體麻木不仁的）、照顧前後左右的（而不是客觀孤立的）、社會取向的豐富文化內涵。中國人重關係，“關係主義”比“集體主義”更貼切。“有政治意識的中國人”並不是像弗裡德曼所說的那樣認為“美國的真正目的恰如中共所言是要破壞中國的穩定，從而使中國社會陷於分裂混亂，讓中國的崛起及恢復中國昔日光榮、尊嚴和國際地位的程序受阻停頓”⑦。但是中國人確實認為“道義普遍性”暗含著一種自相矛盾的構想，弗裡德曼所說的美國的“善良意圖”可能是一種比“心懷不善”更可怕的災難。
中國周朝時有這麼一個故事：一個人賣矛和盾。他首先吹噓說：“吾盾之堅，物莫能陷也。”接著又吹噓他的矛：“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這時一個路過的人好奇地問：“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中文的“矛盾”一詞就是來自這個故事。
西方的自由民主制主張兩點：“一個人知道什麼是對他自己最好”以及“要尊重和平等對待別人，就不要把自己的觀點強加於人”。但是在他們骨子深處，他們認為自由民主制在道義上是普遍真理，所以他們實際上是認為“我們知道什麼是對別人最好的”，所以“要尊重和平等對待別人，就不要猶豫把我們的觀點強加於人。”
鼓吹普遍的人權，就像是鼓吹矛和盾。但“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這當然是他們不願聽到的問題。其實，道義普遍主義者若不是強力推行其主張的軍事帝國主義者，那倒是十分奇怪。
令人遺憾的是，理智的服務自我利益的對外政策和自封的“人權衛士”往往結出的果實就是偽善和雙重標準。當這種自我利益和自封稱號起矛盾時，首先被放棄的往往就是普遍人權和民主價值觀，美國政府尤其如此。難怪中國的做法是接待外賓而後完全不理睬他們的言論，特別是有關人權的言論，因為中國人知道許多西方政治家正是把人權“當做向外輸出意識形態的口號，甚至被當做按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