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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沒有一種觀念，會比教育上接受一種名叫智商的“心智功能”，更能讓數百萬計的學生在不經意之間為之沮喪。這個概念原本是以利於他人為出發點，防止腦部受損或心智障礙的孩子在普通教室裡遭到求學失敗的創傷。但在20世紀和21世紀卻主宰著教育界。
“心智功能”和智商的概念以各種方式量化成形，大家心照不宣，卻都把它們看做是學業表現好與不好的基本解釋。人的對話被認為是心智，智商也被認為是心智。在教育的過程中，真誠對話的重要性就被視為無足輕重。柏拉圖“對話”的理念被取而代之，一種新的教育哲學被現代教育奉為圭臬。在當前的教育模式裡，他們要求一名孩子乖乖坐在椅子上不講話，接受知識的灌輸。個個政治人物都相信計算機和因特網將成為偉大的教育平臺，彷彿人的接觸本身和人際對話再也不重要了。
因此現在的人全都以為，一個來自家庭溝通失調的5歲孩子，在學校裡依然能夠表現優異。世人沒有看到的事實是，兒童未能明白言語是溝通和分享感情的工具，現在卻被用來傷害、控制、羞辱和摧毀——大家卻認為這個結果和教育毫不相干。
許多教師幾乎無法理解，教育的本質是溝通，也是孩子家庭生活的延伸。
因此，一名孩子在最初五年因為語言而導致的寂寞，迅速化為求學的夢魘。一開始學到的教訓就是不被人愛和不能愛人。如果再增添一個資訊和創傷——智不如人，問題就更加嚴重。這致命的一擊，全美國的教師每天都在犯著。他們也是出於好心，希望每個孩子都能享受到生命的權利、自由，能夠獲得幸福快樂。不幸的是，這種致命的創傷會在求學失敗的十年到四十年之後在體內爆炸。將它命名為心臟病是種錯誤，應該說是心碎。
這樣的過程也沒有階級之分。因為很明顯，即便是“上等家庭”的孩子，也一樣會遭到父母言語的荼毒。這些有錢人的小孩一樣會埋下了失敗的種子，在貴族學校的教室受挫或遭到排斥。他們不僅會被人說成笨蛋，還會被貼上“獨行俠”和“社會適應不良”的標籤。有些孩子最後拿著霰彈槍、土製炸藥和高殺傷力的自動步槍，病態地效仿那些為了建立自尊的濫殺無辜者。然而，大部分人卻悄然隱遁，自願充當社會放逐者，天年未到就含恨以終。
這些問題也會引發惡性迴圈。在1999年美國心臟學會年會上有份報告說，即使社會經濟背景相仿，母親學歷比較高的孩子的血壓讀數將比母親學歷較低者低。孩子雖然屬於社會經濟背景較差的族群，但只要他的母親學歷好，他在壓力底下血壓的反應就會明顯偏低。為了說明了這種跨越代際的現象，美國心臟學會引述維吉尼亞州立大學道恩·威爾森和溫娣·克萊華兩位博士的意見說：“母親學歷比較好的孩子會覺得，自己能夠找母親談論生活中的壓力事件。”
孤單問題如何解決？（3）
還有一點：因為孩子的不信任而無法與孩子溝通的老師，在施教過程中也要付出心血系統的代價。因此，與問題孩子打交道的老師，值得我們全力支援，因為那些孩子不相信言語是用來與別人溝通的。
當我們要求這些老師必須關愛受創嚴重的孩子，每天和最孤獨的孩子溝通時，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是在要求老師把自我給予別人。那可能是讓人心力交瘁的經驗，要花上相當長的時間才能恢復。雖說薪水待遇的提高並不能解決這個問題，但從醫療開支的角度看，多花點錢還是很值。
增加人力可以將援手伸向最需要幫助的孩子，也可以伸向他們的父母。光是提高照顧問題嚴重孩子的教師薪水，問題永遠也解決不了，還可能演化成一種巧妙的教育資源濫用。孩子能夠分辨出誰在真正關心自己。教書並不僅僅是職業而已，是一種事業，也是生命當中最重要的一項使命。它一定會影響到未來的身體政治，影響全體民眾的健康，以及所有社群的政治對話。
一個新的教育觀遲遲未能出現。身體的孤單寂寞被認為是各不相關——寂寞的心臟被認為不過是抽水的泵。一定要用新的教育觀和醫學觀取而代之，真正的對話，包括傳道授業的對話，都是心臟能夠感受得到的。
但願學生和教師都能看到，當一個人開口講話時，其體內的五臟六腑也跟著在變動。但願他們能理解，人在對話時，有一兆個細胞在共同參與。這樣一來，所有外在的差異——性別、種族和智商——將全部納入一個更為驚人的事實裡，表明一場教育的對話，要比人在秋天明淨的夜晚凝視著的銀河系還要複雜。教育的對話已演變成一場達爾文式的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