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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孝”的罪名上訴朝廷。
呂巽這麼做，無疑是衣冠禽獸，但他卻是原告！“不孝”在當時是一個很重的罪名，哥哥控告弟弟“不孝”，很能顯現自己的道德形象，朝廷也樂於藉以重申孝道；相反，作為被告的呂安雖被冤屈卻難以自辯，一個文人怎麼能把哥哥霸佔自己妻子的醜事公諸士林呢？而且這樣的事，證據何在？妻子何以自處？家族門庭何以避羞？
面對最大的無恥和無賴，受害者往往一籌莫展。因為製造無恥和無賴的人早已把受害者不願啟齒的羞恥心、社會公眾容易理解和激憤的罪名全都考慮到了，受害者除了淚汪汪地引項就刎，別無辦法。如果說還有最後一個辦法，最後一道生機，那就是尋找最知心的朋友傾訴一番。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平日引為知己的朋友早已一一躲開，朋友之道的脆弱性和珍罕性同時顯現。有口難辯的呂安想到了他心目中最尊貴的朋友嵇康。嵇康果然是嵇康，立即拍案而起。呂安已因“不孝”而獲罪，嵇康不知官場門路，唯一能做的是痛罵呂巽一頓，宣佈絕交。
這次的絕交信寫得極其悲憤，怒斥呂巽誣陷無辜、包藏禍心；後悔自己以前無原則地勸呂安忍讓，覺得自己對不起呂安；對於呂巽，除了決裂，無話可說。我們一眼就可看出，這與他寫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