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覓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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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成為政治的衍生。他們不知道：一個吟者因冠冕而喑啞了歌聲，才是真正值得惋嘆的；一個詩人因功名而丟失了詩情，才是真正讓人可惜的；一個天才因政務而陷入於平庸，才是真正需要抱怨的。而如果連文學史也失去了文學座標，那就需要把惋嘆、可惜、抱怨加在一起了。

直到今天，很多文學史論著作還喜歡把屈原說成是“愛國詩人”。這也就是把一個政治概念放到了文學定位前面。“愛國”？屈原站在當時楚國的立場上反對秦國，是為了捍衛滋生自己生命的土地、文化和政權形式，當然合情合理，但是這裡所謂的“國”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國家”，我們不應該混淆概念。在後世看來，當時真正與“國家”貼得比較近的，反倒是秦國，因為正是它將統一中國，產生嚴格意義上的國家觀念，形成梁啟超所說的“中國之中國”。我們怎麼可以把中國在統一過程中遇到的對峙性訴求，反而說成是“愛國”呢？

有人也許會辯解，這只是反映了楚國當時當地的觀念。但是，把屈原說成是“愛國”的是現代人。現代人怎麼可以不知道，作為詩人的屈原早已不是當時當地的了。把速朽性因素和永恆性因素搓捏成一團，把區域性性因素和普遍性因素硬扯在一起，而且總是把速朽性、區域性性的因素抬得更高，這就是很多文化研究者的誤區。

尋常老百姓比他們好得多，每年端午節為了紀念屈原包粽子、划龍舟的時候，完全不分地域。不管是當時被楚國侵略過的地方，還是把楚國滅亡的地方，都在紀念。當年的“國界”，早就被詩句打通，根本不存在政治愛恨了。那粽子，那龍舟，是獻給詩人的。中國民眾再慷慨，也不會把兩千多年的虔誠，送給另一種人。

老百姓比文化人更懂得：文化無界，文化無價。

文化，切莫自卑。

在諸多同類著作中，我獨獨推崇章培恆、駱玉明主編的那一部《　中國文學史　》對屈原的分析。書中指出，屈原有美好的政治主張，曾經受到楚懷王的高度信任，但由於貴族出身又少年得志，參加政治活動時表現出理想化、情感化和自信的特點，缺少周旋能力，難於與環境協調。這一切，在造成人生悲劇的同時也造就了優秀文學。

這就說對了。正是政治上的障礙，指引了文學的通道。落腳點應該是文學。

我的說法可能會更徹底一點：那些日子，中國終於走到了應該有個性文學的高點上了，因此有一種神秘的力量派出一個叫屈原的人去領受各種心理磨鍊。讓他切身體驗一系列矛盾和分裂，例如：信任和被誣、高貴和失群、天國和大地、神遊和無助、去國和思念、等待和無奈、自愛和自滅，等等，然後再以自己的生命把這些悖論冶煉為美，向世間呈示出一個最高座標：什麼是第一等級的詩，什麼是第一等級的詩人。

簡單說來，這是一種通向輝煌的必要程式。

抽去任何一級臺階，就無法抵達目標，不管那些臺階對攀援者造成了多大的勞累和痛苦。即便是小人誹謗、同僚側目、世人疑惑，也不可缺少。

甚至，對他自沉汨羅江，也不必投以過多的政治化理解和市井式悲哀。郭沫若認為，屈原是看到秦國軍隊攻破楚國首都郢，才悲憤自殺的，是“殉國難”。我覺得這恐怕與實際情況有一點出入。屈原自沉是在郢都攻破之前好幾年，時間不太對。還有一些人認為是楚國朝廷中那些奸臣賊子不想讓屈原活著，把他逼死的。在寬泛的意義上這樣說說也未嘗不可，但一定要編織出一個謀殺故事，卻沒有具體證據。

我認為，他作出自沉的選擇有更深刻的因素。當然有對現實的悲憤，但也有對生命的感悟，對自然的皈服。在瀰漫著巫風神話傳統的山水間，投江是一種悽美的祭祀儀式。他投江後，民眾把原來祭祀東君的日子轉移到他的名下，前面說過的包粽子、划龍舟這樣的活動，正是祭祀儀式的一部分。

說實話，我實在想不出屈原還有哪一種更好的方式作為生命的句號。世界上的其他文明，要到近代才有不少第一流的詩人哲學家作出這樣的選擇。海德格爾在解釋這種現象時說，一個人對於自己生命的形成、處境、病衰都是無法控制的，唯一能控制的，就是如何結束生命。

我在北歐旅行時，知道那裡每年有不少孤居寒林別墅中的高雅人士選擇自殺。我看著短暫的白天留給蒼原的燦爛黃昏，一次次聯想到屈原。可惜那兒太寂寞，百里難見人跡，無法奢望長江流域湖湘地區初夏時節那勃鬱四野的米香和水聲。

這種想法是不是超越了時代？美國詩人惠特曼說：所謂詩人，就是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