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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在城樓上的，但他臨時下去拿東西，結果上來時已經開始了。陳正青作為記者是要發稿的，而侯波是中南海攝影科科長，沒有發稿任務，要留資料。1988年，作為中國領導人身邊的攝影師，徐肖冰、侯波夫婦共同舉辦了攝影展覽，侯波的開國大典照片第一次與觀眾見面，人們才知道原來還有這樣的照片。內容雖一樣，但角度不同。能夠親臨現場的人們已經不多，作為當時在場、如今健在的攝影家，侯波的感受更直接一些。
那天一早我就到了天安門，事先我已經來看過地方了，這麼大的事兒，我又激動又緊張，根本顧不上看下面的遊行和閱兵那些熱鬧的場面。早晨不到10點我就去了，實際上下午3點才開始，為了能拍好這次大典，上級從《華北畫報》、《東北畫報》、北平電影製片廠照相科選派了多名政治可靠、技術過硬的記者和攝影師。能夠上城樓的有陳正青、楊振亞和我，其他在廣場上的有吳群、林楊、孟昭瑞等，總共有30名攝影記者在拍。那時我才25歲，沒見過這麼大的場面，新中國的誕生本身就讓人興奮，但我還是在30萬人的歡呼聲中按下了一張又一張。我用的是德國的祿萊相機，阿克髮膠卷，印象中我拍了不到10卷。本來還有楊振亞，他臨時忘了點什麼，就下樓去拿，結果上來時已經開始，他沒拍到毛主席正在講話的鏡頭。
這樣說來，能夠拍到毛主席在天安門上宣讀的鏡頭只有陳正青和侯波了。巧的是，侯波的丈夫、著名攝影家徐肖冰這時也在天安門上拍，但他是作為電影隊的領隊在忙乎，另一支電影隊由吳本立率領。同時還有蘇聯派來的導演、攝影隊，要藉此機會拍兩部電影：《解放了的中國》、《中國人民的勝利》。那時蘇聯是老大哥，不僅裝備好，還有彩色片，而中國人連導演、燈光、攝影都要跟人學。畫面上能看到的幾個話筒大多是蘇聯的。
這一天，獲得解放了的中國人民興高采烈，街上的紅布白布早都賣光了，人們自己做紅旗，廣場上人聲鼎沸，天上飛機隆隆，地上坦克轟鳴，周圍禮炮作響，城樓上頻頻招手。這邊毛主席宣佈新中國成立，那邊朱總司令宣佈要消滅一切殘餘的反動派。好不壯觀，好生豪邁！
後來，畫家董希文畫了著名的油畫《開國大典》，卻是歷經磨難，一會兒要把高崗塗掉，一會兒又要把劉少奇塗掉……樁樁都是故事。開國大典的播音工作由齊越和丁一嵐承擔，他們都是著名的播音員，那次還創造了一個新詞：實況轉播。
有意思的是，天安門在此前並不太出名，自從在天安門閱兵後，隨著新中國郵票上有了天安門之後，它才漸漸出名，成為象徵紅色中國的城門樓。
上甘嶺的照片，上甘嶺的故事（1）
即使對戰爭史毫無瞭解的中國人，也會因為電影《上甘嶺》及那首插曲《我的祖國》而知道抗美援朝戰場上的“上甘嶺戰役”。電影固然好看，但它終究是後來的藝術作品，而不是現場的真實紀錄。瞭解這個戰役的人可能會說：“那個年代、那樣慘烈的戰鬥，不可能顧得上照相之類的事兒。”事實上，在英雄的上甘嶺志願軍戰士中，就真的還有戰地攝影記者，其中一位就是高亞雄。
我當時是15軍（軍長是秦基偉）45師（師長是崔建功）的攝影員，那時每個師都有專職攝影員。那時不叫記者。上甘嶺戰鬥中我也在坑道里，在總共43天的戰鬥裡，我近20天在前沿陣地。坑道里被炸得一直在掉土，沒有任何亮光，空氣混濁。毒氣、凝固汽油彈、火焰噴射器、炸藥包……敵人什麼武器都用上了。坑道里大小便不能及時處理，烈士的遺體不能及時掩埋，硝煙味、硫磺味、血腥味、屎尿味瀰漫在坑道里，讓人窒息。坑道里最缺的是水，乾糧—壓縮餅乾根本就咽不下去。有的時候甚至要喝尿，但是沒水喝，尿也很少啊……
下面，讓我們讀著這幅珍貴的照片，再聽一遍上甘嶺的故事吧。
一份關於秦基偉將軍的回憶錄裡這樣描述上甘嶺戰鬥：1952年的朝鮮戰場，中朝部隊接連取勝，但美軍不想在談判桌前丟面子，並想在戰場上贏得更多的談判籌碼，於是就形成邊談邊打、打打談談、談談打打的局面。到了10月，美軍蠻橫地單方面中止了談判，美方首席談判代表哈里遜叫喊：“讓槍炮來說話吧！”接下來便開始了他們的“金化攻勢”。當時的五聖山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它是朝鮮東海岸到西海岸的連線點，控制著金化、鐵原和平康三角地帶，是朝鮮中部平原的天然屏障。如果志願軍佔有它，就可俯瞰敵人縱深，直接威脅“聯合國軍”的金化防線，把戰線穩定在“三八線”；倘若“聯合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