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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前線，站在不太深的戰壕裡，舉著望遠鏡，身上穿著皮衣—那是從日本人手裡繳獲來的。旁邊就有用於偽裝的樹枝，但彭總不用，他不怕槍林彈雨。彭總的對面就是日本人，槍炮聲都聽得見，子彈從身邊帶著風呼嘯而過，我在旁邊拍照時也害怕，太危險了。他邊看邊說話，在指揮戰鬥。他的腳下就有卷好的電線，那是通訊兵專門給指揮員架的電話線。對面的戰鬥正在打著，作為八路軍戰場上的最高指揮員，彭總的擔子不輕，那時他指揮著105個團在打日本鬼子，史稱“百團大戰”。
1940年，國際戰局很不好，德國、義大利在歐洲戰場上取得了令人瞠目的戰果。日本和德國、義大利結成了軍事同盟，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和控制，中國國民黨在日本的強大壓力下更加動搖。毛澤東說：我們應當估計到最困難、最危險、最黑暗的可能性。
為了粉碎日軍對華北我軍的全面進攻，打擊其“牢籠政策”（日軍宣稱將以鐵路為柱、公路為鏈、碉堡為鎖，企圖把各抗日根據地裝在他們的“牢籠中”），從1940年8月開始，八路軍在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的指揮下，向華北敵佔區交通線和各據點發動了大規模進攻戰役，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百團大戰”。在長達三個半月的時間裡，八路軍共投入了105個團的兵力約20萬人，作戰1824次，斃傷日軍2萬多人、偽軍5000多人，我軍傷亡17000餘人。（另一說是動用了40萬人，斃傷日軍萬人。）總之，這是一次大規模的浴血奮戰。毛澤東和朱德遠在延安，所以在前線指揮的最高指揮官就是彭德懷了。這一次的戰鬥原本是要以破壞敵人的交通線為主的，也叫“交通破襲戰”。勝利之後新華社要發訊息，問副總參謀長左權怎麼寫，結果大家一商量，就叫“百團大戰”吧。毛澤東聽到訊息後很高興，發賀電說：“百團大戰真是令人興奮，像這樣的戰鬥是否還可以組織一兩次？”後來有人批評這次戰鬥說暴露了我軍的實力，減少了對國民黨軍隊的壓力，使日軍集中兵力轉而對付八路軍，並開始批評彭德懷。
照片上的這一仗叫關家堖戰役。彭德懷是總指揮，其他指揮者還有劉伯承（師長）、陳賡（旅長）等。時間是1940年10月20日。本來那個戰壕是專門給彭總準備的，但他不用，這樣暴露在戰場應該是犯忌的，但彭總不管這些。
我那時剛從冀中過來，主要任務是拍戰鬥的場面。因為那時電影團拍的東西許多是後方的建設、生產、根據地的鏡頭，缺少前線的戰鬥場景。我那時年輕，膽子也大，就跟著上前線了。那時還經常派人穿便衣到敵佔區買膠捲和相紙，那是很冒險的啊。我還曾經透過當地的“維持會”穿著便衣到敵佔區拍紀錄片。靠這種掩護，我們可以通行敵佔區。到太行山區拍這些鏡頭是為了做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這是袁牧之的編導、冼星海的作曲。袁牧之給我的任務是拍一些戰鬥的場面。我拍了電影，也拍了照片，可惜的是這個畫面拍得太少，只拍了兩張。我用的是雷丁那135相機，只有標準頭。那時候膠捲緊張，一個畫面要想好了才敢按快門，所以那時的許多照片都是一張。照片是我回到延安後自己沖洗的，連放大機也沒有，只印了個小樣，彭德懷看了以後挺高興。後來版畫家彥涵根據這幅照片的畫面作了木刻，在太行山地區流傳很廣。到了解放以後，彥涵把自己儲存的最後一幅木刻作品捐給了中國革命博物館。那些電影膠片後來袁牧之帶到了蘇聯去沖洗，但是蘇德戰爭爆發後，他們的電影廠都搬到了後方，那些膠片也不知去向了。直到新中國成立後，才又派專人去找回了一些。這部紀錄片到底也沒搞出來，很是可惜，但部分膠片還是留了下來。我那時拍的很多膠片大都是這種情況，倒是這些照片都留了下來。後來新中國成立，有關部門又派人去找這批膠片，而且去了不止一次，但還是沒找到。
現在對百團大戰的評價仍然是肯定的，只是彭德懷為人耿直，從不阿諛矯飾，治軍嚴格，律己刻苦，也同時因態度生硬，不免得罪人，所以那時就捱了20多天的批判。後來他在“文革”中的慘境，使人想到那句古話“直如腸，死道旁；曲如鉤，做諸侯”，這是後話。
楊紹明：聚焦偉人（1）
他拍攝過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陳雲等國家領導人，其中許多是獨家照片，珍貴無比；他可以頻頻出入這些領導人的家，與他們合影；他在革命聖地延安和中南海里長大；他畢業於著名的北京大學；他的父親是前國家主席###，他就是攝影家楊紹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