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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沙飛沉浸在為魯迅先生拍攝的興奮之際，1936年10月19日一早，他得知魯迅剛剛去世的訊息，驚呆了，隨即背上照相機，直奔大陸新村魯迅先生寓所。他默立在先生遺體前，深深鞠了三個躬，然後輕輕開啟照相機，連按了幾下快門。
在魯迅的靈堂裡，擺放著兩張遺像：大照片是美國記者愛德加·斯諾於1933年5月拍攝的，小照片是沙飛在魯迅去世前11天拍攝的那張照片。
儲存在上海魯迅紀念館的魯迅喪儀《禮物登入騰清》中的一頁：“119沙飛照相（照片）二個”。這是他奉獻給先生的祭品。
沙飛用照相機記錄了魯迅葬禮的全過程。
沙飛要發表魯迅的照片，要給自己起一個筆名。他熱愛祖國、嚮往自由，希望像一粒小小的沙子在祖國的天空中自由飛舞。對，就叫沙飛！
他把照片投寄給上海、廣東各大報刊，《作家》、《生活星期刊》、《良友》、《中流》、《時代畫報》、《光明》、《文季月刊》、《廣州民國日報》、香港《大眾日報》等先後刊登了沙飛拍攝的《魯迅先生最後的留影》及《魯迅遺容》等照片。
魯迅先生走了，攝影家“沙飛”誕生了。
沙飛曾對畫家、族親司徒喬說，在魯迅的葬禮上我聽人議論，先生是被給他治病的日本醫生害死的；他對妻子也說過此事。魯迅是被日本醫生害死的，成為沙飛心中永遠抹不去的陰影。
沙飛在桂林舉辦攝影展覽閉幕後第十天，盧溝橋的槍聲響了。他知道，在民族危亡的時刻，用照相機記錄歷史，是攝影記者的使命。
《廣西日報》1937年8月15日刊登沙飛文章《攝影與救亡》，他寫道：
“……攝影在救亡運動上既是這麼重要，攝影作者就應該自覺起來，義不容辭地擔負起這重大的任務。把所有的精力、時間和金錢都用到處理有意義的題材上—將敵人侵略我國的暴行、我們前線將士英勇殺敵的情景；以及各地同胞起來參加救亡運動等各種場面反映暴露出來，以激發民族自救的意識。同時並要嚴密地組織起來，與政府及出版界切實合作，務使多張有意義的照片，能夠迅速地呈現在全國同胞的眼前，以達到喚醒同胞共赴國難的目的。這就是我們攝影界當前所應負的使命。”
隨即，沙飛帶著魯迅的照片底片、朋友們捐助的攝影器材奔赴華北抗日前線。他8月底到達山西省省會太原，任《全民通訊社》攝影記者。
1937年底沙飛在河北正式參加八路軍。他用照相機記錄了中國人民抗擊侵略者的壯麗畫卷，記錄了中華民族的一段歷史。
1948年5月沙飛因肺結核住石家莊白求恩和平醫院，那裡有很多留用的日本醫護人員。他住院期間，幾次對家人說，日本醫生害死了魯迅，現在又害我。1949年12月沙飛開槍打死了為他治病的日本籍醫生津澤勝。1950年3月4日沙飛在石家莊被華北軍區軍法處處以極刑。當時，他未滿38歲。
1986年5月北京軍區軍事法院經再審查明，沙飛是在患有精神病的情況下作案，不應負刑事責任。撤銷原判決，恢復軍籍黨籍。
在沙飛生命的最後日子裡，伴隨著他的有白求恩遺贈的照相機、十幾本《晉察冀畫報》、幾張廣東音樂的唱片和魯迅的照片底片。
沙飛走後，他的遺物拿到了北京華北畫報社（即解放軍畫報社前身）。他的戰友吳群、李遇寅發現沒有魯迅的底片時，立即寫信追底片的下落。他們都知道，沙飛對魯迅底片很珍愛，用防潮紙單獨包好每張底片，再把十幾張底片放在一個小鐵盒裡，13年來，他一直把這個小鐵盒放在上衣口袋。
1950年4月5日負責關押沙飛並執刑的華北軍政大學政治部保衛部就魯迅底片回函：“關於沙飛所攝製之魯迅先生的底片，來時他要求自己儲存，怕給他遺失。當時負責檢查的同志認為那是和他的案情無關的東西，為了照顧他的情緒，就交給他了。但最後處決他的時候，由於工作上的疏忽，已忘了這回事，沒有給他要過來。可能是在他身上放著埋葬起來了。”
魯迅的照片底片與沙飛生死相隨，將近70年。
尾聲
2004年5月20日沙飛誕辰92週年之際，在他去世的石家莊市雙鳳山陵園舉行了沙飛銅像揭幕儀式。
藝術家的一生也許是註定要坎坷的，中國攝影史上劃時代的人物沙飛以一種傳奇般的方式走完了他傳奇的一生，從此無聲無息，默默地長眠，聽憑著歲月沖刷著自己曾經擁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