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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察隊到達了7000米的高度，為賀龍元帥提出的“三年內要從珠峰北上南下”的計劃作準備。時間預定在1967年向珠峰衝刺。
“最高”的照片（2）
當1967年侯生福們扛著行李到國家體委報到時，眼前卻是一片片大字報。懵懵懂懂之中，侯生福和其他骨幹們又回到了西藏，登山的計劃早沒人提了。營房裡一片蕭條，訓練場雜草叢生，沒有歌聲，沒有運動員伙食。怎麼辦？侯生福他們就自力更生，發揮早先的種地種菜技能，解決生活問題。用掰手腕來練手勁，用抱石頭來代替負重行軍。
這樣的生活情景一直到1972年集訓開始。而在1973年中國男女混合登山隊成立時，隊員們的平均年齡已經超過37歲了，真正的合適年齡應該在30歲以內。經過國家體委上報國務院批准，登頂的時間定為1975年。
珠峰是一個巨大的地理屏障，南面的熱帶暖氣流被擋在了珠峰南側，北南相差很大。從北面登頂難度大是國際上公認的。中國隊的目標是一次10人以上，其中要有女性，要從北坡登上。這幾個指標都是世界第一，當然難度也是世界第一。1975年時侯生福已經是36歲的人了。即使是從事最輕鬆的體育專案，這個年齡也沒有多大優勢了。
1975年3月18日到3月24日，中國珠峰登山隊進行了第一次高山行軍，有133人參加，目標是登上6500米到7700米，作適應性鍛鍊，完成運輸任務。我這時已經是教練了，在登山隊，很多人既是教練又是隊員，教練尤其要走在前面。這一次的行軍有位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的攝影師因腦血管破裂而死亡，當時他只有32歲，剛結婚40多天。由於他殉難的地方離大本營較近，指揮部就想法用犛牛把他的遺體運了下來，掩埋在冰雪中。就這一點來說，他是幸運的——許多登山隊員是“死不見屍”的。
天氣驟變。天天有風雪，風速相當於12級颱風。我們只好在7000米處待命。隊員們很多人都凍傷了，自然減員很大。風雪中的幾天真難過啊，總算聽到了4月17日到19日可能有好天氣。指揮部重新組織了人馬，我被安排到偵察修路組。這是最危險最艱苦的差事，也是最能考驗人的位置。這個組共有12人。
到了7700米時，只剩下5個人。最需要我的時候，我的老毛病痔瘡犯了。腸子也出來了，肛也脫了，我疼得要死。指揮部把我用犛牛送下山，到八一醫院治療。這時中國登山隊的副政委鄔宗嶽遇難的訊息又傳到了我的耳朵裡，中國隊第二次突擊登頂的計劃也失利了。我再也不能在醫院裡躺著了，5月16日早晨，我拖著還沒有恢復好的身子回到了登山隊。
侯生福的身體還不行，但意志堅強。他不僅成了登山的主力，而且身兼多職，其中一項是硬指標：拍三部電影。一個是攀登的紀錄片，二是以大自然為主的風光紀錄片，三是一部科教片。由於世界之巔的任何資料都具有寶貴价值，而科學家們又很難上去，所以登山隊就必須肩負這樣的任務，把看到的東西全部拍下來。而此前侯生福就接受過這種攝影技術的訓練，可以熟練地使用電影機。但是如何在珠峰拍攝則是另一回事了。想一想，一個人又要登山，還要拍攝，還要當半個科學家，真個是人類的極限。從此，一個報話機，一個美國產的保來克斯電影機就成了他貼身的裝備。
我壓力很大，出發前國家領導人就特別關心這件事，又是講意義，又是提供物質保障—這樣一次登山的花費是巨大的，據說每次登山的費用大體相當於辦一次全運會。電影機上有三個鏡頭，可以旋轉的那種。用手搖的方式上弦，沒有電池。為了保證拍攝順利，我把另外兩個鏡頭給封住了，只用一個標準頭。我還背了4盤彩色膠片。登上去的過程我就不說了，到了頂上風特大，根本站不住腳，我就用冰鎬紮在冰上，把電影機掛在上面，我趴在地面上拍。手凍得直哆嗦，為了拍好，我乾脆把手套摘了，這樣手感會好點。回去休息時我再按自己的辦法按摩才能恢復。
終於登頂了！這幾十年的夢想實現了。1975年5月27日14時30分，我透過斷斷續續的電波向大本營報告：我們，9個同志，已經，勝利，登上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瑪，峰，頂峰！大本營激動焦急地問：一號，一號，如果9人都上去了，你就回答，是，或，不是。我說：是、是、是，我們9個人，都上去了！
頂上是個饅頭狀的地形，從照片上可以看出，第一排的人能看到全身，後面的人就被擋住了。拿電影機的只有我一個，所以我必須不停地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