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東條英機送上絞刑架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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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因望子成龍心切，還時常來信批評自己子弟成績不佳，甚至以“有何面目再見江東父老”相責問，更加重了其子弟的心理負擔。梅汝璈的父親則正好相反。就在梅汝璈為英語基礎太差而焦慮萬分的時候，父親的來信給了他極大的安慰和鼓勵。父親在信中說：對於功課，盡力而為即可。倘若實在達不到要求，我們還可以退學，再報考其他學校———中國的好學校很多，清華並不是惟一的選擇。我們來自窮鄉僻壤，見識、眼界，特別是西洋文化的根底自然比不上生長在通都大邑的書香門第或官宦人家的子弟。再者，人家往往是先在別的學校唸完初中，然後再考進清華從頭學起———這當然要輕鬆一些。而我們則是在小學畢業以後直接入學，文化基礎雖差，在年齡上卻有一點優勢。經過努力完全可以趕上來，而不必一天到晚憂心忡忡，徒增煩惱。接到父親的這封信以後，年幼的梅汝璈放鬆了焦慮的心情。他決心從頭學起，迎頭趕上。

梅汝璈的家境在清華學校的同學中算是清苦的。小時候的一件棉袍，隨著他年齡的增長，加長了三次。但清貧的梅汝璈在學習中卻十分刻苦。每當晨曦初露，清華園工字廳後面的荷花池畔，在“水木清華”匾額之下，便會出現這個少年的身影。他口中唸唸有詞，由艱澀到流利，由簡單到複雜。這便是梅汝璈在補習英語。經過一段時間的起早貪黑，他的英語水平不僅趕上了其他同學，而且還處在了領先的地位。語言障礙的掃清，又自然地促進了其他課程的學習。8年之中，他的學業成績始終保持優秀。他還寫得一手好文章，而且還擔任了清華學校校刊的主筆，令老師和同學們刮目相看。他來自歷史上（特別是宋明以來）人文薈萃、科舉人才眾多，但在近代卻新風遲開、保守封閉的江西省，以自己頑強的奮鬥精神在這個典型的洋學堂中顯示著華夏兒女的智慧和品格。這也為他日後完成國際###官的任務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　海外留學歸來

1924年，梅汝璈從清華學校畢業後赴美留學，兩年後他就以優等生的成績畢業於斯坦福大學，獲得文科學士學位，並被選入“懷白塔卡帕”榮譽學會。1926年夏至1928年冬，梅汝璈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攻讀法律，並在24歲那年獲得博士學位。有位教他德語的教授曾稱讚他有著“令人驚異的頭腦”。

海外留學生活不但未使梅汝璈淡忘祖國的命運，反而促使他更加關注國內外形勢的發展。為了響應國民革命軍“打倒北洋軍閥”的北伐行動，梅汝璈與先後來美的施璈、冀朝鼎等同學發起組織了一個名叫中山主義研究會的團體，積極地宣傳革命主張，並開展了與留美中國學生中的國家主義派爭奪留美學生總會領導權的活動。

1929年春天，提前完成學業的梅汝璈離開了美國。他把多餘的獎學金用作歐洲之行，廣泛地遊歷了倫敦、巴黎、柏林和莫斯科之後回到故鄉。以後的十幾年，梅汝璈先後任教於山西大學、南開大學、武漢大學，講授英美法、政治學、民法概論、刑法概論等課程。

梅汝璈最初應聘到山西大學法學院任教授，主要是由於考慮到山西大學歷史悠久，而且山西大學具有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融會貫通的特點，因為山西大學也是外國人用‘庚子賠款’創辦的。任教期間，梅汝璈在強調“法治”重要性的同時，還經常以清華人“恥不如人”的精神勉勵學生。他諄諄告誡同學們：“清華大學和山西大學的建立都與外國人利用中國的‘庚子賠款’有關，其用意是培養崇外的人。因此我們必須‘明恥’，‘恥’中國的科技文化不如西方國家，‘恥’我們的大學現在還不如西方的大學。”

由於山西的土皇帝閻錫山“閉關鎖省”，不知“明恥”且“夜郎自大”。因此，不久後梅汝璈又應聘到由張伯苓擔任校長的南開大學任教。抗日戰爭開始後，南開遷往昆明與北大、清華合併成立“西南聯大”。梅汝璈途經重慶，應當時擔任###次長（副部長）、在中央政治學校兼職的清華校友顧毓琇的邀聘，擔任該校的法律系教授。

後來，梅汝璈還兼任過中山文化教育館副主任和《時事類編》（半月刊）主編，撰寫、翻譯、編輯了很多外交和國際政治方面的文章。此外，他還在當時的國民政府立法院中擔任委員，在復旦大學、中央政治學校以及司法部法官訓練所兼職授課。他留學期間學習的法律專業知識不僅在實踐中得到了檢驗，而且積累了豐富的實戰經驗，為他後來參與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日本侵華戰爭使得中國山河破碎，民生多艱。“前方吃緊，後方緊吃”。想到年事漸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