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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番說話未完，會場內掌聲雷動，大家都對這個結實粗壯、只有小學學歷的鄉鎮經理刮目相看。此後，這些體制內的人士也不再認為樓忠福沒有文化，他也很快就融入他們當中，並順利地把這些體制內的朋友“織入”自己事業的“合作秩序”當中。
這些與企業經營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在真正的市場經濟中的企業家看來是莫名其妙的，即使在以引進外資為主的“珠江模式”下的廣東人看來，也覺得陌生。但是這些“二胡旋律中的太極功架”，卻是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從零開始的“浙江模式”必不可少的生存之道。沒有這些“中國功夫的招式”，浙江人的企業家天賦根本無用武之地，鄉鎮企業也無從“擴充套件合作秩序”，實現做大做強的夢想★。
樓忠福在承包經營期間，正是憑藉這些主動適應體制和積極融入體制的舉措，贏得了政府官員的信任和支援，也為企業的發展贏得了一個良好的發展環境。東陽三建在上世紀80年代的很多具體問題的解決，都離不開當地官員的支援和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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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象能跳舞（1）
激動人心的20世紀80年代，是一個方生未死、新舊共存、乍暖還寒的年代，新與舊的碰撞不僅存在於整個社會，甚至在同一個人的頭腦中存在。
改革開放的過程，本身就是利益格局和社會秩序的重組過程，加上漸進改革本身必有的不公平性，所以衝突和矛盾自然是無法避免。在這種情況下，利益的得與失和觀念的新與舊，不僅在部分人的頭腦中融合成思想的迷霧，還在部分人的心頭上暗結成情緒的冰雹。這樣的“氣候條件”是悲劇最容易上演的時候，很多在體制的邊沿上創新的改革實踐者，一不小心就被送上“姓資姓社”的政治審判臺。1987年發生在遼寧並轟動一時的所謂“關廣梅現象”大討論，就是這種例子的典型。其實關廣梅只不過是承包了幾家公司，並取得了讓部分人覺得不舒服的成功而已★。
在這樣的時刻，作為“掌握改革探索生殺大權的判官”——地方官員，他們意識觀念的指向和實際行為的表現，在這歷史骨節眼上就極為關鍵。中國的南與北、沿海與內地以及各個不同地方後來經濟發展上的差異，大致可以從這個階段地方官員在表現上的分野看出。
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雖然是中國各地政府官員頭上“共同的雨傘”，大家所面對的都是一樣的旋律和節拍，但是如果把體制內的官員都比喻成大象的話，浙江的地方官員顯然是一群能夠跳舞的大象。
而樓忠福所遇到的一批官員，郭懋陽、童德成、呂朝昀等更是“能夠跳華爾茲的大象”。樓忠福個人的成長、成熟以及東陽三建發展中很多具體問題的解決，都離不開他們的引導、鼓勵、支援和保護，特別是在新舊觀念激烈碰撞、“姓資姓社”還相當有殺傷力的20世紀80年代。
郭懋陽可以說是樓忠福在體制內的啟蒙者和領路人，是他發現了樓忠福這匹改革年代的“黑馬”，也是他的賞識與支援把“黑馬”送上改革的競技場。樓忠福能夠在精神意識上脫胎換骨、在體制文化中“洗腳上田”、在風高浪急時不沉入海底、在功成名就後不陰溝翻船，或多或少都得益於這位“導師”的調教。
郭懋陽是一個清醒的共產黨幹部，他知道“人無完人，金無足赤”，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本身就是一種不斷“試錯”的過程，所以在這個過程中對一個企業、一個改革實踐者責備求全是不現實的，尤其是對那些鄉鎮企業和剛剛“洗腳上田”的農民企業家。郭懋陽是屬於有點“脾氣”的官員，而不是以追求“政治正確”為最高目標的幹部。他堅定地認為，作為改革開放年代的地方官員，必須用開放的態度對待探索和實踐，不能總以老一套觀念和標準來衡量新事物，哪怕是頂著壓力也必須這樣。他明白，要做點事情，不可能不面對各種看法和言論。
作為金華市委書記，郭懋陽當然不可能直接過問樓忠福企業經營中的具體事務，他主要以提醒、督促、鼓勵和必要的保護等方式來表達他的支援。他曾對別人說：“我對東陽三建，對樓忠福，只做了自己應該做的一點工作。要說領導對樓忠福的幫助，主要是東陽縣和吳寧鎮的領導，他們真正是為東陽三建做了不少具體工作。”郭懋陽所說的領導就是東陽縣（1988年撤縣改市）縣長童德成和吳寧鎮書記呂朝昀。
1987年，寧波市一位負責發包工程的官員被查出貪汙問題，寧波建委利用這次機會對外地工程隊下令清退。因為東陽三建寧波工程隊的一名副隊長牽涉到這宗貪汙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