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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行你就不行”的行政傳統仍然具有巨大慣性的環境下，就算是經濟學者，也都只好用寓言故事來讓大家“意會”了。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就講過這麼一個有趣的故事：
湖北黃州府出蘿蔔，有農民挑了蘿蔔進城去賣。城門口官府貼著告示，農民想去看，但愁於看不懂。正好，旁邊有個秀才也在看，農民就問他告示上寫了什麼。這個秀才非常討厭旁邊這個正在吃蘿蔔的農民。於是他就唸道：“湖北黃州府不準吃蘿蔔。”農民就趕緊把蘿蔔扔了。秀才又念道：“扔了罰五十。”農民急忙撿了回來，秀才又念道：“撿回來罰一百伍。”
這是一個令人忍俊不禁哭笑不得的故事，但如果以一種“大歷史”的眼光來閱讀，便能讀出這個古老國度的悲哀。
總之，自從有了胡潤的富豪榜之後，更具民間話語色彩的“財富英雄”觀念開始出現，帶有意識形態神聖性的“致富光榮”開始逐漸離場。而中國學者和公眾輿論審視改革開放舞臺的目光，也變得越來越分化，越來越尖刻、銳利和更具有進攻性。對越來越壯大、越來越富有的中國民營企業家群體，中國公眾輿論在羨慕的同時卻失去了往日單純而慷慨的敬意。而在更極端的例子中，“仇富”現象和聲音更是偶有見、偶有所聞。
“後致富光榮年代”（2）
胡潤搞出來的中國富豪榜，雖然從來不被認為是中國私人財富的真實反映，其中所涉及的數字更沒有被中國人當真，但是富豪榜至少揭示了一個確切無誤的秘密——中國房地產業是富豪最集中的行業。
地產商雖然不見得人人賺錢，地產財富更不見得就是巧取豪奪的“不義之財”，但是作為一個整體，地產財富的積累過程，確實可以稱得上是“幾何速度”。其整體崛起時間之短、歷程之順利，是中國其他行業從來沒有過的。財富積累的快慢，向來都是市場經濟的正常現象。財富的正當性及光榮與否，更與財富積累過程的快慢無關，但樹大招風卻是中國久遠的傳統。
中國的房地產業雖然可以從1992年算起，但是這個行業真正開始的時間是1998年，此前的市場空間極其狹小，能夠成就財富的地產商在全國非常罕見。就是在1999年胡潤第一次推出富豪榜的時候，榜中的地產商也只是少數，後來一年比一年多，“中國富豪榜”幾乎成了“中國地產富豪榜”。
另一方面，房地產開發常常牽涉到房屋拆遷之類的問題，直接觸及眾多民眾的利益。價格昂貴的房產所面對的銷售物件，又正好是掌握不多的財富和較多話語權的城市中層社會群體。
所有這些因素，都把房地產業置於一個在民意中特別不利的敏感位置。這個不利的敏感位置，可以說是“致富光榮”的神聖光環所光照不及或者至少是光照不強的地方。而這一狀況，又反過來動搖了“致富光榮”的神聖光環。這個“舊瓶新酒”組合而成的改革新傳統，大有“銀瓶乍破水漿迸”的驚險。
後來，因為一批富豪英雄榜上的人物翻身落馬，“仇富說”和“原罪論”乘虛而出，搞得大家多少有點“似曾相識燕歸來”的疑惑。
無論是“仇富說”還是“原罪論”，都不足以讓江河改道、潮流逆轉，不過中國輿論環境對財富態度已發生微妙變化，“後致富光榮時期”正在開始，顯然是不可否認的。
在這微妙的變化中，素來視篳路藍縷的民營經濟為中國希望所在的媒體，也改變了過去一貫的敬意與好感。
作為中國民營經濟的“標籤式”的人物和企業，從來都是“媒體寵兒”的樓忠福和廣廈，在一心一意地埋頭運作全國矚目的天都城專案時，也切身感受了一次“後致富光榮年代”的海雨天風。
天風海雨匯“天都”（1）
進入新千年的樓忠福和廣廈，雖然早已不需要像過去那樣篳路藍縷地艱難打拼了，不過他處世為人和經營企業的基本信念並沒有任何改變。
“有多大胸懷做多大事業”、“民營企業不講政治就沒飯吃”、“遇到任何困難都不要抱怨”、“做一點事業，交一世朋友”和“用人不能求全責備”——這些伴隨著他一路走來的樸素觀念，在事業做大之後仍然是他堅持不懈的基本原則。
從本質上講，樓忠福和廣廈事業的成功，基本可以說他這些做人處事原則的成功。
不過世事無絕對，人間也沒有永遠一帆風順的事情。
向來在交友和用人問題上不曾有過大失誤的樓忠福，偏偏在視同命根的天都城專案上，“被友情撞了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