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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忠自從知道趙雲要輔助劉協以後，一直在患得患失，但已經由不得他。
畢竟一筆寫不出兩個趙字，再說，此前他都是趙家麒麟兒的鼓吹者。
此刻看到了《老子化胡經》，卻是不甚明白，究竟這部經書有何意義，還要交給皇帝。
公元前後傳入中國的佛教對中國人來說純屬異端，他們對宗教的理解僅限於天、祭祀諸神和神仙思想。
普通民眾對削髮的外國僧人的異樣面貌和燒香誦經之類的佛教禮儀一定感到奇怪。
老百姓對解脫、徹悟、彼岸得救等佛教語言一竅不通，僅憑新鮮感和好奇心信仰如此奇異的宗教，簡直無法想象。
可以設想在傳播如此陌生的宗教時，定會遇到許多摩擦抵抗。
但是出乎意料，佛教在中國傳播異常順利，並無任何反抗和摩擦。佛教為何能如此順利地傳播呢？
一般來說，某種文化現象，無論是宗教的或是別的任何文化現象。傳入某地或外國，外來文化必須經過某種程度的改變，符合固有文化。
外來文化具有完全不同的特點，為方便傳播起見，必須經過適當的改變，使之與本國文化相適應，否則很難理解。
當接受的一方感到外來文化與本國文化非常近似或有親近感時，方能接受，特別是自命中華的中國，這種傾向尤為明顯。
在中國，佛教剛被認識時，對佛教的信仰，也許被理解為近似對以天為首的諸神的信仰，首先是神仙思想、黃帝、老子的信仰。
於是民眾便把佛教當真一種神仙方術式的教義，把僧侶當作巫師或方士，把佛的存在當作近似於黃帝、老子，把禮拜、燒香之類的佛教禮儀當作方術來解釋和領會。
《莊子》的學說在某些方面與佛教學說有類似之處，可以想象對部分道家來說佛教較易理解。
他們在解釋僧侶和佛的過程中體會到了歷來對方士、黃帝、老子等的認識和信仰，感到佛教中也有類似中國的東西，從而接受了佛教。
正因為如此，楚王劉英，他哥哥桓帝才把佛和黃老結合起來祭祀，此時的知識分子也許把佛典認作類似道書加以接受的。
老子化胡說簡稱“化胡說”。老子化胡說是巧妙利用《史記》老子傳中“西出函谷關而去，莫知所終”之句編造出來的。
它說，老子寫了五千餘言後去胡，即印度，成為釋迦牟尼，或召釋迦為弟子，教化胡人，因而佛教是老子提倡的。
換言之，佛道兩教同源。
再則，老子去印度成為釋迦牟尼，從其轉生說看，自然佛教是道教的組成部分，至今有的書還這麼說。
記載化胡說的是《老子化胡經》，通常認為《化胡經》是西晉祭酒王孚撰寫。
總之，化胡說也罷，《化胡經》也罷，後人普遍認為均是道教方面為了輕視佛教而編造的。
情況果真如此嗎？在《化胡經》出現之前早有老子化浮屠傳說，因此有必要弄清化胡說形成的時期。
在當時的中國產生如此看法和接受方式的原因，關於其背景，有如下解釋。
後漢時期人們之所以把佛教教義當作道家的，或者神仙方術式人物。
他們把佛當作老子式飛行自如的金色神仙予以接受，現在的大漢業已形成應當說是中國型的思想或者信仰，以此為媒介。
換言之即把外國的聖者及其教義納入中國人的思維型，同本來固有的教義、神、聖人加以對比進行解釋的緣故，的確如此。
佛教方面就把釋迦比作同黃帝、老子不相上下的神仙式的人物進行說明。
將該說明引申一步，便把釋迦同老子等同看待，或視為同一系統，若再將兩者結合起來，人們對釋迦便感到更為親切，同時也滿足中華意識，從而得以順利佈教。
將兩者結合的最好媒介是《史記》老子傳“......而去，莫知所終”這句話。
因此趙雲認為化胡說是某位佛教徒提出的說法，作為順利佈教是一種權宜之計。
也即是說，在佛教剛剛在大漢立足的時候，和尚們為了讓國人接受，從而出現了這種觀點，不然他們將在道教和儒家的打壓下寸步難行。
及至到了後來，特別是西晉立國以後，經過戰亂的老百姓沒有其他辦法，唯有信奉把希望寄託於來世的佛教才能聊以自慰。
那個時候，和尚們羽翼豐滿，根本就不需要老子、道教來襯托自己，就一腳把已經成形的老子化胡說踢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