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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給李根源的信就達79封之多。“九一八”事變後，李根源等人發起的《全國軍民共御外辱》的通電中，章太炎也名列其中。
有一年，李根源患上嚴重的腦疽，章太炎得知後，立即動筆，給李根源的孫子寫信，討論如何治療。二月至五月，3個月間，發信13封，殷殷相詢，情詞真切。李根源深為感動，病癒後，將這些信函裱製成冊，兩人情誼，一時傳為佳話。
李根源一生為人正直，愛國之志至死不渝，其節操主見也深為章太炎激賞，稱其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此語唯印泉（李字）副之。”
1932年夏，李根源與張一麐、陳石遺、金松岑等發起成立中國國學會，李根源為副會長和主任幹事。金松岑邀請當時在上海的章太炎來蘇講學。章太炎欣然前往。一時間，蘇州城裡，群賢畢至。章李二人本就相得，現在共事更是默契。不久，章李，加上金松岑，三人便定下金蘭之契，併合影留念。
1934年秋，章太炎舉家由滬遷蘇，同年在新居開辦“章氏國學講習會”。此後，李根源一直都是章太炎的合作伙伴，併為“章氏國學講習會”提供資助，成為章太炎晚年的一位益友。就是章太炎的身後事，也是李根源在全力張羅。
意氣相契的東西二帝：章太炎與鄒容
1902年年底，蔡元培等在上海成立愛國學社，1903年章太炎從日本回國後，就在這裡任教職，並在這裡與鄒容、章士釗、張繼等結拜成兄弟，與鄒容尤其投機。當時鄒容只有18歲，章太炎已經35歲了，當然，在兩個同樣狂傲不羈的人看來， 年齡也就不是問題了。兩人常以“東帝”和“西帝”相稱（章是浙江人，鄒是四川人之故），在一起縱論經世大業，鼓吹革命。
鄒容的《革命軍》就是在這時候寫定，讓章太炎過目並寫序，就是這篇發表於上海《蘇報》的《序〈革命軍〉》，直接引發了一場轟動一時的大案，即後來所說的《蘇報》案。
當時愛國學社和《蘇報》上的激烈言論已經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序〈革命軍〉》一刊出，當天的《蘇報》加印一萬份也很快告罄，在社會上捲起來一場龍捲風。很快，清廷就下旨抓捕章、蔡等人。
官兵到來之前，大家已經得到訊息，紛紛避開了。章太炎卻沒當回事，第二天依舊從容不迫地去報館，看見官兵又有搜捕，便上前道：“餘人俱不在，要抓章炳麟，我就是。”等於是自動找上門去了。第二天，他還寫信給躲避到租界一個傳教士家裡的鄒容，“大義相招”，勸他自首。鄒容不愧血性男兒，接信後果然前來自首了。
章太炎之所以對入獄如此意態悠閒，也許和他對局勢的判斷有關，《蘇報》在租界，又是掛的日本人的名頭，他料定清政府也沒那麼容易治他個妖言惑眾之罪。後來也的確如此，這場官司打了將近一年，這是清政府，租界領事，還有革命黨人，許多政治力量較量的結果，到1904年5月，才終於宣判：鄒容監禁兩年，章炳麟監禁三年，罰作苦工，限滿開釋，驅逐出境。
這期間，章鄒二人依然豪氣不輸平時，把法庭當演講廳，義正詞嚴，慷慨激昂的宣揚革命理論，一時聲名遠播。
要不是鄒容在快出獄是突然暴斃，這場官司沒準會讓章太炎津津樂道。鄒容的死，對章太炎來說，是我不殺伯仁，伯仁卻因我而死。後來他張羅給鄒容建墓立碑，在他的家裡，也掛著鄒容的畫像，初一、十五都要進香。一方面是對亡友的深摯悼念，另一方面，也是心裡負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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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終不渝的朋友”：巴金與蕭乾
巴金與蕭乾是在1933年相識的。1933年9月巴金第三次來到北京，在這裡住了五個月，直到1934年2月才回到上海。巴金在北京期間先是住在府右街的沈從文家裡，後來又住到燕京大學蔚秀園的夏斧心家。他在北京完成了《愛情三部曲》中《電》的創作。當時的蕭乾正在燕京大學讀書，與夏斧心的關係相當友善，經常到夏老師家去。在蔚秀園，蕭乾認識了巴金。或許是他們都是在11歲時失去母愛的緣故，他們的氣質相似，志趣相投，一見如故，由此開始了他們間的六十多年的友誼。
他們相識時蕭乾還是一個初涉文壇的青年，而巴金在文壇上已是有名望的作家。對於一個初涉文壇的青年，巴金不吝指教，付出耐心、精力和真心來幫助蕭乾。他反覆對蕭乾說的一句話是：“寫吧，只有寫，你才會寫。”在巴金的啟迪下，蕭乾一步步踏上了文學創作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