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人情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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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因為翻譯《文學與革命》而被當局關押了近兩個月，剛剛出獄，餘驚未消。但他沒有絲毫猶豫，就收留了被當局通緝的李何林等人，並安排他們在未名社做校對和發行工作。

1929年李何林到天津河北女子師範學院國文系任教，第二年李何林就舉薦李霽野到這所大學的英文系教書。可是不久，李何林因學校阻止師生談戀愛，毅然辭職，離開天津。1946年，擔任臺灣編譯館館長的許壽裳邀請李霽野到臺灣任職，李霽野又推薦了李何林一同前往，他們自1930年分別後又成為同事。臺灣“二·二八”起義被*後，臺灣編譯館被撤銷，許壽裳和李霽野及李何林又應聘到臺灣大學任教，不久許壽裳被國民黨特務暗殺，李何林清醒地意識到處境的危機，辭別了好友李霽野離開臺灣，輾轉進入華北解放區。後來，李霽野也受到國民黨特務的暗中監視，他只好攜全家取道香港，然後抵達天津，進入南開大學任教。

三年後，李何林調入南開大學，擔任中文系系主任，與擔任英文系主任的李霽野再次成了同事。1966年“*”開始後，李何林與李霽野都被大字報點名，將他們作為牛鬼蛇神給揪了出來。不準打電話，不準與外人聯絡。此時的李霽野更為關心口無遮攔的李何林，擔心他的處境更險惡，於是當夜他給李何林寫了封信，夾在書裡讓妻子送到李何林家。信中與李何林相約“要站穩腳跟，堅持原則，絕不動搖，絕不自殺，但要注意策略”。第二天晚上，李何林偷偷地來到李霽野家，表示了他對“堅持原則”的承諾。後來，儘管他們被抄家，被批鬥，但他們始終堅守承諾，終於渡過了險關，迎來了政治上的春天。

同道志同道合結成忘年交：陳布雷與宋教仁

陳布雷 1911年夏天，21歲的陳布雷從浙江高等學堂畢業後來到上海，在《天鐸報》館任記者。甫來上海，陳布雷便拜訪了同盟會領導人宋教仁先生。宋教仁曾因發動反清起義失敗亡命日本，此時正以《民立報》主筆的身份潛回上海，策劃革命活動。一直痛恨清廷的陳布雷，很早就對這位革命黨人充滿欽仰之情。

當宋教仁問及他為何不繼續升學深造而要投身報業時，陳布雷答道：“為求學問、長見識而來，我相信這比讀大學更有益。”宋聽後略感詫異，對一旁的同事說：“這位年輕人要以報館為學校，新鮮吧？”接著就對陳布雷談了自己的見解：報紙的作用是啟發民智，報人要用學問和才智服務社會報館，而不能把它當作學校。陳布雷聽罷並未盲目苟同，而是言簡意賅地展開了自己的觀點：在服務報館的同時，也可以藉助這個舞臺不斷汲取新知識，二者相輔相成。如此，對於一個努力求知的人來說，報館確實比進大學還有益。宋教仁認為陳布雷這番話頗有見地，不斷頻頻頷首。從此，二人結成忘年之交，過從甚密。此後《天鐸報》和《民立報》常常聯手發表時評，針砭弊政，為革命製造輿論。在短短的合作中，陳布雷向宋教仁學到了不少東西，而這，恰恰是在大學裡無法學到的。這年10月，爆發了“辛亥革命”，陳布雷在《天鐸報》上旗幟鮮明地反對帝制，支援革命，大倡革命輿論。

校長為教師謊報學歷：蔡元培與陳獨秀

1916年，50歲的蔡元培由總統黎元洪任命接任北大校長。面對學風日頹的北大，蔡元培急需一班積學而熱心的學者名流到北大，以改造校風，推進學術研究。此時，為辦書局籌款的陳獨秀和汪孟鄒從上海來到北京。北大教授沈尹默和北京醫專校長湯爾和就將他們的老朋友陳獨秀推薦給蔡元培，湯爾和對蔡元培說：“文科學長如未定，可請陳仲甫。”蔡元培翻了翻陳獨秀辦的《新青年》，想起日俄戰爭時期，他在上海編《警鐘》日報，劉師培向他介紹過這個人，知道他一個人堅持在蕪湖辦《安徽俗話報》宣傳革命思想，留下較深印象。蔡元培決定聘陳獨秀為北大的文科學長。

12月26日上午，陳獨秀起床開門，發現蔡元培端坐在門外的凳子上等候，大吃一驚。頭天晚上，陳獨秀和汪孟鄒出門看戲，回來遲了，早上貪睡了一會，想不到讓這位老翰林久等了。待蔡元培說明來意，陳獨秀說：“蔡校長登門謁賢，令人感動。”接著便說出自己既未讀過大學，更未在名牌學校任過教授，怕難以勝任的顧慮。蔡元培指著桌上的《新青年》說：“有你這些思想，足可勝任。”　陳獨秀還在猶豫，說要辦《新青年》，上海那一頭恐怕走不開。蔡元培勸道：“把雜誌帶到學校裡辦好了。北大要聘一大批名流學者，正可幫你編雜誌呢。”陳獨秀不好推辭了。得知北大要聘大批名流學者，陳獨秀就向蔡元培推